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就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所作的证词

尊敬的参议员、委员会主席谢尔比先生，以及全体委员会成员，感谢各位在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与大家进行对话，共同讨论对美国工人和经济而言都至关重要的问题。

正如各位所知，财政部于近日发布的这份外汇报告，回顾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美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

首先，请允许我利用几分钟的时间与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与中国之间重要且多层次的关系。正确把握这种关系对中美两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并将影响深远。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双边关系的大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我自从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日起就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中国。我的职责也正是为美国商界和工人积极开拓机遇。处理好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使美国和中国都受益无穷。

中美两国有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贸易以及环保等方方面面。作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壮大的领导者，中国必须彻底融入以遵守规则为前提的全球经济中去。

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总统先生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机制，以求从长远上更好地维护两国间经济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能够帮助双方在一些根本的、长期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也能解决那些迫切的短期问题。这并非一次走过场的对话，而是对双方最关注的经济问题进行严肃而专注的探讨。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使我们的政府能够以统一的声音，就经济问题定期与中国政府最高层展开对话。

这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对话，能够保证双方朝着共同设定的目标不断迈进。通过定期的会晤，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双方对话成果的进展程度。通过在诸如人民币改革等关键而紧迫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将建立起信心应对诸如结构性挑战等中国所面临的重大而长期的经济问题。

中国的人民币政策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建立起我们所希望的、同时也符合其自身需求的人民币政策。

财政部的外汇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在汇率改革问题上的谨慎步骤加剧了其国内经济的扭曲，同时也阻碍了对国际不平衡状况进行调整。我期待在此次听证会上就这份报告的相关内容与各位进行探讨。

我们一直在积极地向中国政府施压，敦促其实行更为灵活的货币制度，并推进更广泛的市场改革。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成效。

2005年7月，中国取消了固定汇率制度，引进了更具灵活性的货币制度。自去年7月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明显加快，是汇改第一年内人民币升值速度的三倍以上。以往由中国政府全权掌控的外汇交易业务，现在几乎全部由商业银行开展。并且，中国还引入了一系列金融工具以对冲外汇风险。此外，中国政府也开始允许人民币汇率进行更大幅度的波动。

这些进步是值得欢迎的，不过，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改进。尽管中国的步伐正在加快，但速度依然不够快。

同样，在提高人民币灵活性上中国做的也不够。在我担任财政部长的最后两年中，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继续敦促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以经济原则为基础，实现由自由竞争的市场来决定其价值的目的。

我将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建立支持自由浮动汇率的“市场基础”。这包括了几个关键步骤。

首先，中国政府需要不断放宽对汇率日波动区间的限制。这将有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学会如何在波动的货币制度下进行运作。第二，央行应该不断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第三，中国必须发展资本市场所必须的基础构成——债券市场和收益率曲线——以便吸收外汇的流入和流出，同时提供抵御外汇风险的途径。第四，必须为央行设定清晰的政策目标以避免通货膨胀，从而增强持有者对人民币价值的信心。

我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提高人民币的灵活性在短期内绝对必要，但并不充分。我的目标是，在使人民币走向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浮动货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在12月举行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我向中国的决策者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中国政府在增加人民币灵活性上的动作还不够快。尽管中方领导人赞同需要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政策以及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然而对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他们的动作还不够快。即使是对中国自身利益而言，他们的动作也慢了。

中国领导人认为，改革速度过快存在风险，然而事实上，正如我所想说服他们的那样，更大的风险在于前进速度的缓慢。中国可能在某些方面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大国和强国。如果它无法加快改革的步伐，国际社会将对其失去耐心。

中国的货币政策改革不仅对中国而言是个关键问题，对美国也同样如此。此外，主席先生，中国经济需要进行的改革绝不仅限于人民币方面。仅靠货币改革无法消除中国经济中出现的扭曲，也无法大幅消减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需要对经济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使家庭消费而不是出口以及过度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在实现增长的同时避免巨大贸易顺差的唯一可行之路。

因此，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中国家庭为何在被迫进行大量储蓄的同时却很少消费。8亿中国农村人口中为何只有20%的人享受到健康险。2005年，中国政府的基本退休金为何仅覆盖了17%的中国工人。此外，为何仅14%的中国人享受到失业保险。

中国政府必须在国民身上下大力气，健全医疗体系和强化社会保障网络。同时，中国家庭需要新的金融产品以防范各种风险和筹措重大开支所需的资金。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恰恰囊括了所有这些问题。

我相信，美国经济对竞争的开放以及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参与，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美国工人工资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也正在敦促中国效仿美国的开放经济。我正在努力确保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能够为美国创造尽可能多的机遇。

中国必须履行其对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承诺，保护并积极落实知识产权，并继续向国外竞争者开放其国内市场——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另外，中国政府也必须增加其监管透明度，遵守相关的法规。

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我们与中国进行的其他各种经济对话，美国政府将继续就这些方面的问题向中方施压。

主席先生，美国的经济和工人从对华贸易中受益匪浅。中国是我们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对华出口增加了350%还要多——是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长的6倍。另外，我们对华出口贸易的近一半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货物，包括诸如民用飞机、电机以及医疗设备等高附加值的货物。

我坚信，一个健康发展同时不会造成巨大外部不平衡的中国经济，符合包括美国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球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利益。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就眼前而言，关键是要增强人民币的灵活性，就中长期而言，就是要实现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

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也是如此，以便使国内消费需求——而不是出口需求——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广泛的结构性调整也是改变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所必需的主要动力。

下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定于5月在华盛顿举行。我理解各位议员所代表的选民都非常关心中美关系对自身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当我准备讨论议题时，我希望与各位共同协作。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巨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民币的价值需要由开放、竞争的市场来决定，中国的经济也必须能够更加平衡、稳定地发展。

我期待与尊敬的各位委员会成员合作，共同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诸多重大问题。现在，我愿意回答各位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