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重聚潍县

戴爱美 讲演稿 二00五年八月十七日

尊敬的张新起市长，潍坊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领导：

我们这些早年被关押在潍县集中营的朋友们，如今从世界各地赶来旧地重聚，实在由衷感谢你们的邀请，邀请我们回到这里，一起庆祝抗战胜利、重获自由的日子。谢谢诸位！谢谢诸位欢迎我们回家！

如此的善意和盛情，对于缔造世界和平、促进友谊来说，实在比炸弹更具威力，比军队更强大。如此的善意和盛情，令我们心与心相连。今天我们作为同一世界的人民－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庆祝纪念。

我们从心底感谢诸位！愿你们平安！

当我1983年第一次回到中国，我跪在北京国际机场的地上，亲吻这块土地。我出生于河南开封，中国是我的母亲，我是跪下来亲吻自己的母亲，我终于回到家了！今天我们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中，许多人也都出生于中国。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成长时，在座的多数人还没有出生；我们比诸位更早学说中国话、更早吃中国饭。今天，我们回到家了。

今天是2005年8月17日，我想向诸位叙述，六十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7日，抗战胜利、我们重获自由那一天的情形。

那一年我十二岁。当时我哥哥、姐姐、弟弟和我，已经被日军关押了将近三年――先在烟台，后来被转移到潍县。由于长期战乱，我们被迫与父母分离，已经五年半没见过爸爸妈妈了。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军就出现在烟台我们“芝罘学校”的大门口了――那时当时供传教士子女就读的一所学校。日军让一名神道教的僧人到我们学校的操场上，举行了一番仪式，选称该学校已归日本天皇所有；接着校内所有的家具、设备、钢琴都被贴上封条，用日文写着现在这一切都归属于日本天皇。后来连我们也被贴上标签――戴上战犯袖章，也归日本天皇所管。日本士兵头戴钢盔、身穿佩戴微章的卡其制服，拿着上刺刀的枪，在我们学校门前的路口站起岗来，腰上还挂着军刀。早在1937年，一架飞机从港口的上空撒下许多中文传单，解释这是“东亚新秩序”，并规定每户人家必须悬挂一面日本国旗，欢迎日军到来。

我们现在被称作外国敌人，日军要占用我们学校，作为军事基地。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日军凶凶而来，将我们芝罘学校——共约二百多名学生、老师、退休老人，全部赶往毓璜顶的集中营。我永远忘不了一九四二年的那一天。我们这些孩子排成一条蜿蜒的队伍，走向未知的前方，口里唱着以一段圣经文字谱成的希望之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赐希望的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无所畏惧……”当地的中国友人含着眼泪，目送我们离去。

在烟台关押的九个月后，日军用船把我们载去青岛，再转乘火车、卡车，来到潍县。日军在当地占据了美国长老会原用来开办学校、医院的一大座院舍，改作集中营，称为“潍县市议会中心”，勉强将一千五百名盟国公民塞入、囚禁在此，四周的高墙设有岗楼和通电的铁丝网。我们远离父母，那么多人挤在一处，整天饥肠辘辘，只见警犬眈眈而视、日军操练刺杀、囚犯袖章编号，每日须报名点数、臭虫苍蝇猖獗，卫生条件简直不堪形容。

是的，以上那一切，的确是当时集中营内很真实的一面。

然而，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并不是那一方面的事，而是当时同样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那也是英雄辈出、怀着希望、迎来胜利的一段岁月。这一段岁月永远影响并塑造了我的一生。

在这一段潍县历史里，有许多中国英雄――中国农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暗中设法从高墙上输入食品，我们称之为“黑市”。战争结束后，也有许多中国英雄很慷慨地给我们送来大量食物。中国英雄还帮助两位营友顺利逃脱，当日军四处疯狂搜索，也是中国英雄给他们提供藏身之处。中国英雄也把纸条及新闻偷偷带进集中营，清理粪坑的清洁工甚至把纸条藏在嘴巴里。――我们盼望今天在座各位中有当时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好让我们可以当面说一声谢谢！

这一段潍县历史里，也有像我们传教士老师这样的一批英雄。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没有父母在身边，是老师们坚持说：“你们每天都得上学。”又说：“有一天，你们会离开这里。有一天你们得和其他没停过学的男生女生竞争……”很难想象，要在流血的战争年代继续上学――没有桌椅，没有教室，没有几本书。可是我们的老师非常坚持――要继续开课。在潍县时，这些老师无论如何不许我们因气馁而放弃。

当时的滩县集中营中有像埃里克·利迪尔这样的英雄。他曾是194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得主。当时我们这些在潍县的小孩都叫他埃里克叔叔，他每天的生活言行都流露出上帝的爱。他经常为我们这些孩子组织活动、比赛，让大家心里一直保存着希望。

当时也有鸟类学家胡本德这样的英雄，他的有关鸟类的研究和著作闻名于世。他在集中营里成了无数男孩子心目中的英雄。他经常带着他们在潍县的林间散步、观察鸟类，教他们分辨名种鸟的叫声、颜色、飞行、筑巢习性。当时的有些男孩子至今仍保存着当年在营里写下的观鸟记录。

集中营里也出现过像救世军乐队这样的集体英雄。也不知他们怎么设法将各种乐器带进集中营的，不过他们总在那里不断鼓舞大家，说：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的，到那时候，我们要高奏一段《胜利集成曲》来欢迎解救我们的人。但怎么知道将来会是哪方面的人来解救我们呢？救世军乐队说可能是中国、美国，也可能是英国或者俄国，就是就集成这四国的国歌，再加上基督教的诗歌，浑然凑成一段《胜利集成曲》。每逢星期二晚上，救世军乐队就公然在日军指挥官办公室外面，反复演练这首曲子，只等重获自由的那天到来。

潍县集中营里的生活撕开了人们的心灵。这些英雄们却保住了一种无人可以夺去的自由――选择以什么态度来面对一切――即使被困在高墙和铁丝网之内，即使到处都是日军，他们也将这样的生活化作内在的胜利。

潍县集中营的故事里，另有七位英雄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解救一千五百名被囚的盟国公民。1945年8月17日，是一个炎热有风的日子。我当时肠胃不适，正躺在保留至今的附近这所医院的二楼病房里，突然听到上空有一阵像是飞机的轰鸣声。我连忙奔向窗口，看见一架低空掠过的飞机，越飞越低，一再盘旋。那架巨型飞机，有美国星条旗的标志，在远处的树梢那里，机舱突然打开。我惊奇得透不过气来，看见好几个大型降落伞徐徐飘下，飞落地面。

整个集中营都疯狂了。

我的腹泻竟不药而愈！我急忙往大门口跑去，所有人都跑出来了，那一发不可收拾的混乱场景，实在激动人心。大家绕着圈跑，向天空挥舞着拳头，一面诅咒、痛哭，一面拥抱、跳舞，把嗓子都喊哑了。一批又一批的被囚者跑过日军把守的防线，来到营外的农田里。

结果在一英里外，一片待熟的高梁地里，我们找到了从天而降的英雄们――六个美国兵，一位中国翻译，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武器。

欣喜若狂的被囚者们像浪潮一样地涌上前去，在自由开阔的农田里，众人将年轻的美国少校扛在他们瘦骨嶙峋的肩膀上，凯旋一般地走向集中营的大门口。

这时，靠近大门口的一个土丘上，传来救世军乐队的一片欢欣鼓舞的《胜利集成曲》。当演奏到美国的星条旗国歌时，众人不禁静默下来：

啊，你说那星条旗是否仍在自由的土地上飘舞，在勇者的家园上飞扬

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的年轻少校，连忙挣扎着从众人的肩膀上跳下来，立正敬礼。救世军乐队中有一位吹长号的美国青年，这时也从土丘上瘫倒在地，哭了起来。他心里所感所想的，正是我们大家所感所想的――我们自由了。

我当时作为一个孩子，能感受到那一天极大的欢欣兴奋――美国轰炸机上的七个人从距地面四百公英尺的高度跳伞降落。我们纷纷剪下他们一小撮头发留作纪念，向他们要签名钮扣、微章、降落伞的碎片，我们跟着他们到处走，坐在他们的膝盖上，让他们唱着美国歌给我们听。

然而我当时太年幼，还不能明白这七位勇士的壮举，敢于冒犯那么多日军，冒着生命危险来搭救我和一千五百名他们根本不认识的被囚者。我至今仍在寻找查访Wang Cheng Han先生，他是那一次救援行动中的中国翻译。

今天我站在这里，要向这七位英雄致敬：Stanley Staiger少校，Jimmy Moore, Jim Hannon, Raymond Hanchulak, Peter Orlich, Tad Nagaki 以及Wang Cheng Han.

在美国，有人曾将这次战争称作“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其实战争并不会消灭战争，这世界至今仍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在美国，我们惊见恐怖主义摧毁纽约的世贸大楼；去年，全世界的人看见恐怖主义分子在俄国杀害了数百名学童；在马德里和伦敦，地铁中的爆炸，造成那么多乘客伤亡。

我们这些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今天愿在这里以亲身的经历体会，告诉大家：战争、仇恨、暴力绝非引向和平之途。

在这里，一度充满绝望的地方，我看见英雄们播下希望。

张市长，各位朋友，我在潍县学到了一生受用的功课――善与爱一定胜过恶。潍县塑造了我，潍县将永远存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