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度人权报告

西藏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和藏族自治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有280万人，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自治州和藏族自治县的藏族人口约为290万人。政府严格控制关于西藏的信息，并限制进入西藏地区（对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的控制略为放宽），因此很难准确判断那里践踏人权的程度。

政府在中国西藏地区的人权记录仍然很差，对宗教自由压制逐渐升级。当局继续严重践踏人权，其中包括施行酷刑、任意逮捕和拘留、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软禁和监视。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迁徙自由。政府采用了新法规和其他措施来控制西藏佛教活动，包括要求所有藏传佛教的转世喇嘛的确定都须得到政府批准。保护和发展西藏地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以及保护西藏人民基本人权的情况，仍然令人关注。

剥夺生命

与2006年相比，本年度没有关于政府安全特工杀害平民的报道。

有关2006年9月朗喀巴山口枪击事件的调查至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时朗喀巴山口的人民武装警察向试图穿越中尼（尼泊尔）边境的约70名西藏人开枪，打死克桑楠措，并打伤多人。

对死于2005年的藏族和尚阿旺祥确的死因调查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失踪

4月，当局搜捕了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普布镇党委书记平措坚赞。到年底，他仍下落不明。

据称19岁的僧侣图敦桑腾自2006年5月被捕后一直下落不明。也没有关2006年6月在定日附近被捕的13名藏民的下落的消息。自2006年被捕后，西藏自治区康马县康马中学教师拉顿至今下落不明。

班禅喇嘛——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最重要人物——及其家人至今下落不明。政府官员继续宣称，他在一个秘密地方受到政府的监管。

酷刑和其他有辱人格的待遇

9月初，当局拘留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7名14 到 15 岁的藏族学校学生。据称，这7名学生在公共建筑上涂写希望达赖喇嘛回归的标语。这些学生在交付罚款前一直被关押。据报道，在押期间，他们遭到了毒打，并受到了电击。一名学生在受重伤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据信这名学生是在遭受毒打后致伤的。

试图通过尼泊尔陆路逃往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西藏人将面临遭受安全部队暴力袭击和被公安部门逮捕的风险。据报道，10月18日，朗喀巴山口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边防警察向试图进入尼泊尔的46名藏民开枪。据称，有3名藏民被捕，10人失踪，其余进入了尼泊尔。

安全机关对被拘押或囚禁的犯人使用了酷刑和侮辱的手段。据报道，从尼泊尔遣返回中国的藏人继续在拘留所遭到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电击、挨冻和毒打，并被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许多藏人被要求支付罚款才能获释。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4月，在拉萨德拉普契监狱服刑13年的僧侣索南多杰表示，中国监狱看守使用了酷刑。他报告说，看守使用装满了沙子的橡胶管、电棍和铁钳来殴打犯人；他说，犯人有时被单独监禁长达一个月。

2006年9月在朗喀巴山口被俘的约30名藏民仍被关押在一所劳教所内。

2005年在朗喀巴山口被俘的23名藏民至今仍被关押。同行的其他27人至今下落不明。

监狱条件

西藏地区的监狱条件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监狱条件一样。一些监狱、拘留所、劳教设施和监狱工作场所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法律规定每天可要求犯人最多劳动12小时，每两个星期休息一天。但是，这些规定往往没有得到执行。行政拘留设施，如劳教所的条件与普通监狱类似。

任意逮捕或关押

任意逮捕或拘留问题在西藏地区仍然很严重。根据法律，警察可以不经逮捕或指控对个人拘禁最多37天。37天后，警察必须正式逮捕被关押者，或释放他们。警方必须在发出逮捕令后的24小时内通知被捕人员的亲人或雇主。在实际操作中，警方经常违反这些要求。

政治犯和被关押者

由于无法独立接触犯人和监狱，因此很难确定藏族政治犯的数量。根据相关资料，藏族地区政治犯的总人数从2006年的105人下降到95人。但本年度因政治原因被关押的人员的数量则从2006年的 13人增加到24人。根据已知的70名政治犯信息，平均刑期是10年零11个月，67%是僧侣或尼姑。资料显示西藏自治区大约关押了48名藏族政治犯，四川省约有34人，青海省6人，甘肃省有4人，北京有3人。

在劳教所和其他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拘留设施中服刑的藏民人数不详。

据报道，1月8日，便衣警察逮捕了甘肃省一名僧侣确吉嘉措。当地居民猜测，他因帮助他人收听自由亚洲电台而被拘留。嘉措在狱中遭到了殴打，并于9月获释。

1月，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告说，2006年2月扎什伦布寺僧人布穷（Buchung）被拘留。据称，布穷因拥有含有2006年达赖喇嘛《时轮金刚》布道内容的光盘。到年底，尚没有他被指控或被判刑的消息。

1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2006年12月，西藏自治区日喀则自治区定日县一名村领导边巴（Penpa）被当局逮捕。据称，警方搜查了边巴的家，并发现了与达赖喇嘛《时轮金刚》布道相关的材料。西藏新闻网报道说，2月，边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被押往日喀则雅日（Nyari）监狱服刑。

7月16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道，四川省甘孜自治州仓达隆寺的主持堪布金巴因威胁国家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道说，堪布金巴于2006年8月被拘留，并被指控分发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传单。

8月1日，藏人荣杰阿扎因在公开支持达赖喇嘛返藏 而在甘孜自治州被捕。11月20日，甘孜中级法院以“煽动分裂主义”罪判处荣杰阿扎有期徒刑8年。随后，荣杰阿扎的侄子——高僧阿珠洛布，以及雅立罗托（Jarib Lothog）和美术老师兼音乐家更钦（Kunkhyen）因试图向外国机构提供与荣杰阿扎被捕一案相关的图片和信息而相继被捕，并被控犯有泄露情报和危险国家安全罪。洛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更钦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罗托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以下人员仍被关押：据称因分发包含政治材料的宣传册而于2006年10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的达瓦（也叫坚赞南达） ； 据称因持有达赖喇嘛的照片而于2006年9月被控策划分裂活动的甘孜寺僧侣洛桑巴登；教师卓玛嘉；夏饶图丹、索南嘉波和其他两人；及僧侣哲润唐普。

没有有关下列发生在2006年案件的信息：6名四川省藏民据称因宣扬西藏独立而被拘留；四川省甘孜自治州一位名叫怡嘉（Yiga）的前尼姑和两名俗家妇女索南杰措（Sonam Choetso）和强巴扬措（Jampa Yangtso）在拉萨被拘留；俗家藏民Kayi Doega和尼姑苏南拉嫫（Sonam Lhamo）在甘孜自治州被拘留；一名来自四川省甘孜自治州藏族女孩Yiwang。

在2005年被捕的以下人员的状况在本年度仍无法核实：尼姑确吉卓玛和丹珍索玛；僧侣朗卡坚赞、达杰嘉措和Jamyang Sambdrub; 僧侣兼传统寺庙舞蹈教师根敦；拉萨哲蚌寺的僧侣阿旺郎珍、阿旺尼柏、阿旺土登、Ngawang Phelgey和Phuntsok Thupwang。

截止到年底，晋美嘉措和晋美丹增尼玛仍在狱中；来自那曲地区的楚英克珠杰也仍在狱中服刑。僧人楚英克珠杰于2001年以“危害国家安全”和“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也是仅有的两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西藏籍政治犯之一。另外一名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一名据称因安装炸药并煽动分裂国家而被监禁的高僧。

恰扎活佛仍被软禁；当局拒绝了外国外交官拜访恰扎活佛的请求。

拒绝公正公开审判

对被拘留或被监禁藏人的法律保护在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不够健全。西藏自治区的多数法官只受过很少或完全没有接受过法律培训。据西藏自治区司法局的一位官员称，西藏地区的所有七个市和自治州都已经建立了提供藏语服务的法律援助中心。犯人可以要求会见政府指定的律师，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被告还是无法获得法律代理。若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审判草率，且不公开进行。根据法律，“危害国家安全”和“分裂国家”这样的罪行每条罪状最长可判15年徒刑，总刑期最长不超过20年。被控支持西藏独立的藏民经常受到此类判决，不管他们的活动是否涉及暴力。

言论和新闻自由　　

中国政府继续干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和汉语服务以及设在奥斯陆的西藏之声电台。一些藏民报告说，他们有时可以收到这些广播；但研究结果显示由于政府干扰，听众人数有所下降。

政府严格限制外国记者进入中国西藏地区。尽管1月1日有关2008年奥运会外国媒体报道的新临时条例开始实施，但本年度这些限制仍然有效。根据新条例，外国记者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地区进行采访和调查前，无须获取地方当局的许可。在实际操作中，外国记者不得在西藏自治区单独旅行。

互联网自由

本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大大加强了对最大的中文涉藏网站——藏人文化网（tibetcul.com）的内容限制。文化部命令该网站将内容限制在提供旅游信息，加强了对其博客的控制，并删除了所有的敏感文章。7月，中国当局永久性地关闭了西藏文学网站：The Lamp。著名藏族诗人和记者茨仁唯色（也叫做唯色）的博客仍被关闭。中国当局全年禁止中国互联网用户访问大多数批评官方对西藏政策的国外涉藏网站。

学术和文化自由

藏族地区当局要求高等院校的师生参加政治学习，以防止在校园内发生分离主义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政府控制课程、教材和其他课程材料，以及历史或政治敏感学术书籍的出版（见保护文化遗产部分）。

宗教自由

法律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公布的2004年《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称，“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政府加强了对藏族地区，特别是西藏自治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压制。但是，政府在藏族地区依然对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进行严格控制。虽然当局允许开展许多传统的宗教活动，也允许公民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但是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用来表达不同政见或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当局会迅速而有力地进行镇压。

宗教自由的氛围随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别。尽管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的情况会更宽松一些，但对其他藏族地区的压制仍在升级。例如，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拥有70万名藏人）一场爱国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当局迫使僧侣签署声明谴责达赖喇嘛；强迫许多父母将正在寺院或印度学校学习的孩子带走，并将孩子送入汉语小学。四川省北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环境则略为宽松。

政府重点压制敬拜达赖喇嘛的宗教活动，当局和许多藏族人把达赖喇嘛看作政治和宗教领袖传统的延续。7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宣布被官方媒体称之为“规范活佛转世事务管理”的新条例。根据9月1日开始实施并将政府干预西藏宗教领袖选择的现行政策法制化的新条例，所有转世活佛的认定都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外部观察员和许多藏民批评这些管理办法无端干预西藏宗教事务。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条例试图将达赖喇嘛的影响降至最低，并加强了政府对寻找转世活佛，包括寻找下一世达赖喇嘛过程的控制。

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最重要人物。根据西藏宗教传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相互认定彼此的转世灵童。政府继续坚持坚赞诺布是班禅喇嘛的第十一世转世灵童，并拒绝外人接近男童根敦确吉尼玛。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徒认定根敦确吉尼玛才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西藏僧侣说他们被迫签署声明，保证忠于坚赞诺布。共产党还要求其党员支持“正式的”班禅喇嘛。

政府照例坚持对寻访和培养转世喇嘛的过程加以控制。2005年，中国官方允许外交官员会见7岁大的第七世热振活佛，他也是官方批准的活佛。据报道，2000年他的任命在热振寺僧侣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达赖喇嘛没有承认这次挑选。热振活佛的宗教培训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督，政府为他挑选了宗教老师和非宗教老师。

外交观察员要求进入内朗寺证实巴渥活佛健康状况的请求不断被拒绝。巴渥活佛于1994年被噶玛巴喇嘛认定，但自此一直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

在西藏自治区和西藏以外的其他藏族地区，每逢达赖喇嘛的生日、敏感纪念日和和节庆时期，政府都会加强保安措施。3月，西藏新闻网报道说，政府要求中共党员和公务员在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不要前往拉萨的寺院；违反规定的人员将面临开除党籍和撤职处分。据报道，5月，政府官员警告一些拉萨学生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孩子在萨噶达瓦节吉祥月期间参加宗教活动，他们的孩子将会被学校开除。政府继续禁止在7月6日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

10月17日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要求公民不得举行任何宗教或庆祝活动。哲蚌寺被关闭一周，任何人不得出入。有报道称，至少还有一座寺庙被关闭，有些藏族人在在甘肃参加庆祝和祈祷活动后被短期拘留。公众前往拉萨寺院和其他一些西藏地区的权利暂时受到限制。

据报道，夏季，中国当局向四川省理塘寺的僧人发文，要求他们签署请愿书，声明不愿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还有报道称，临近寺庙的僧人也被要求签署类似的请愿书。

6月29日至7月5日，达赖喇嘛的特使和中国政府在上海和南京举行了第六轮对话，但未取得任何明显的进展。本年度，由于达赖喇嘛与外国领导人会晤等原因，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评。当达赖喇嘛获得美国国会授予的国会金质奖章时，一名外交部发言人称，“达赖喇嘛在过年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其实是一个以宗教为幌子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政治难民。”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继续批评达赖喇嘛，并指控他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相勾结，企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表示，达赖喇嘛鼓吹的“西藏高度自治”与西藏人民的意愿和中国宪法的精神不符。

2006年至2007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政府在该自治州内的所有66座寺院举行“批判达赖喇嘛大会”。但许多寺庙都拒绝参加此次会议。5月，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东加寺的住持堪布查诺最近被当局逼迫下台，原因是他拒绝在他的寺院举行这些会议，并拒绝签署批判达赖喇嘛的文件。

政府官员表示，拥有或展示达赖喇嘛的肖像是合法的。但是，当局在以政治性的指控拘押个人时，似乎将拥有此类照片视为拥有分离主义思想的证据。在西藏自治区，各主要寺院不能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的肖像，人们也无法公开买到达赖喇嘛的肖像。12月，《甘孜日报》报导说，甘孜自治州官员已收集了数百张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及藏民不再“相信他”的保证书。

国际观察人士看到，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许多宗教人士的肖像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被更广泛地展示。政府继续禁止展示男童根敦确吉尼玛的肖像，他是达赖喇嘛承认的班禅喇嘛。“官方的”班禅坚赞诺布的肖像并未被广泛展示。但上一世班禅、他的女儿和噶玛巴喇嘛（1999年逃往印度）的肖像被大量销售和展示。

《西藏自治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办法》于1月1日开始实施，并取代了西藏自治区1991年的条例。《西藏自治区实施〈2005年宗教事务条例〉办法》规定，政府控制控制包括宗教团体、地点和人员在内的西藏佛教的所有方面。据中国媒体报道，《西藏自治区实施办法》将在抵制“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西藏自治区实施办法》和2006年11月修订的《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进一步系统化了政府控制已登记僧尼活动的现行操作规定；并明文规定，僧尼如须前往其他自治州或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县级城市，须获得县级宗教事务官员的批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限制有时甚至适用于前往同县其他寺院的僧侣。以前的条例要求需要前往其他省份的僧尼获得旅行许可。根据藏传佛教的教育传统方法，僧尼必须四处游历去接受被认为在某个特定理论传统上有特殊造诣的专家的专门培训。12月，一名藏族佛教僧侣告诉《甘孜日报》 ——甘孜自治州一家的官方报纸——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僧侣需要得到批准才能离开寺院前往城镇。

《西藏自治区实施办法》还加强了政府对宗教建筑和宗教体系管理的控制。根据《西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13条，个人和组织在修建宗教建筑前必须向政府宗教事务局提出申请。政府有权拆除未经批准修建的宗教建筑。5月中，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拆除了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桑耶寺一尊几近完工的莲花生大士塑像。该塑像的修建经费来自广东省汉族佛教信徒的捐款。

《西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二章第48和49条规定，未经官方许可，禁止进行“寺庙建设”和“重建、扩建，或修缮宗教场所”。中国当局将把违反了这些规定的建筑拆卸。政府官员有时利用有关宗教建筑的规定来拆除某些僧尼的住所。四川省当局对宗教建筑实施了同样的限制措施。本年度上半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官员捣毁了60多名僧尼的住所。

《西藏自治区实施办法》还授权政府控制大型宗教集会。第二章第27和28条规定，寺院在举行大型或重要宗教活动时应获得许可。10月，邦萨寺因参拜寺内圣骨塑像的佛教信教数量激增而被当局关闭。

西藏自治区共有1750个已注册的宗教场所。政府官员把佛教寺院和藏族地区支持独立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领袖在重建历史寺院时面临重重困难，主要原因是缺少资金、对僧侣教育的普遍限制，以及政府拒绝建立和经营宗教机构。一些地区的官员认为这些宗教机构浪费本地资源，而且还是西藏流亡群体进行政治渗透的渠道。

政府声称，对各大寺院的僧侣人数未加限制，每座寺院能容纳多少僧侣由本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自行决定。但是，政府通过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对大多数寺院实行严格控制，而且政府对主要寺院的僧侣数量严加限制，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的寺院。政府有权否决任何人的出家入寺申请；本年度有报道称，一些青年僧侣批评政府强行将其驱逐出寺院。

当局规定禁止寺院接收18岁以下的个人，以此限制了将男童送入寺院接受宗教教育的传统做法。但仍有一些寺院接受年龄较小的男童，但常常将他们的正式登记时间推迟至年满18岁。据《甘孜日报》报导，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爱国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数以千计的青年僧侣离开寺庙，并被安置在普通学校就读。

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僧侣想赴西藏自治区学习，必须获得所在省份宗教事务局和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准，但宗教事务局往往并不会欣然同意。有消息来源说一般不允许汉族僧侣在西藏学习宗教。

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高级宗教教师从质量到人数均有很大的不足。很多教师流亡在外，年长教师无人替代，而那些在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区执教的教师很难获准到西藏自治区任教。

虽然藏族僧侣不允许在藏区以外举行大规模宗教讲学，但许多僧侣还是在中国的非藏区继续向听众进行私人传教。据报道，当局阻碍西藏以外地区的汉族佛教徒邀请藏族僧侣进行传佛。这些活动需要得到西藏自治区和接收省份宗教事务局的明文许可。尽管如此，藏族僧侣有时会身穿便服到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传教。

西藏自治区的寺庙不许和其他寺庙建立任何关系，或联合举办宗教活动。

政府继续监督主要寺院的日常事务。政府并不提供寺院的运营经费，但却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地方宗教事务局掌控寺院管理。有关条例将很多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层限制在“爱国、虔诚”的僧尼手中，并具体规定委员会所有成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在某些寺院，由政府官员担任委员会委员。在一些大型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并不将出售门票的收入及朝佛敬香者的捐献用于资助从事全日制宗教学习的僧侣。其结果是，部分原先得到完全资助的“佛学僧侣”现在必须从事创收活动。有些专家担心，这将使未来能担任合格佛学教师的僧侣人数更少。

政府官员说，西藏自治区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已于2000年底结束，这一运动往往包括由外部工作组组织的长达数周的强化学习。但僧尼仍继续定期接受政治教育。据《甘孜日报》报导，甘孜自治州政府选派干部前往西藏自治区学习爱国教育运动模式，并开始在拥有70万藏族居民的甘孜自治州实施。

2月，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告诉外交观察员，所有公民，包括僧尼，都必须接受政治教育。进行政治教育的职责已经从政府官员转到了寺院主持身上，因此培训的形式、内容和频率在各个寺院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进行此类培训依然是必须的，并且成为寺院日常管理的一部分。

8月，四川省党委副书记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举行的教育会议上表示，“这些爱国教育活动的主要目标必须是藏传佛教寺庙及僧尼。”

11月，四川省党委爱国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召开推进甘孜藏族自治州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据报道，本年度，该自治州在95个区级政治单位、18个县、850所学校和532座寺庙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了一场针对中共党员和僧侣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力图加强立场不坚定的中共党员的忠诚度（有些党员追随达赖喇嘛），并提出了“政党是关键，寺庙是重点”的口号。

本年度，西藏自治区政府加强了对西藏文化遗产的控制。根据7月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第3条，西藏自治区宣称文化遗址宗教机构、文化和宗教遗产属国家所有。第3条还规定，未经国家许可，寺院不得向其他寺院转借文物。

据中国媒体报道，从1949年到2007年年底，中国政府共花费了8300万美元（6亿人民币）来保护西藏历史和文化遗产。这包括修缮和重新开放1400多座寺院，修复文物，其中许多文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或期间受损，或遭到了破坏。尽管如此，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的寺院永远不可能得以重建或修复，其他的也只是得到部分修复。政府对修复和文化保护活动的资助还促进了西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虽然本年度少数宗教场所的重建项目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但最近进行的大多数修缮工作是由私人资助的。

大约有615名藏传佛教人士在西藏自治区的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协担任职务。但是，政府继续要求中共党员和高级官员应坚持党的无神论，并且继续定期举行政治学习宣传无神论。自治区官员证实，一些宗教事务局的官员是中共党员，宗教信仰与党员身份是不协调的。但是，一些低级宗教事务局官员信奉佛教。

迁徙自由

法律规定了旅行自由，但实际上政府严格控制藏人的旅行和迁徙自由，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许多藏人继续报告很难获得护照，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藏人。

藏族人前往印度进行宗教、教育或其他活动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障碍。政府在敏感周年纪念日和敏感事件期间限制藏人的行动，同时加强边境控制。有报告称，从尼泊尔返回中国的人，特别是僧侣，遭到任意拘押。尽管大多数案件都没有进行正式起诉，但拘押通常会持续几个月。

边防警察继续使用武力来防止未经授权的跨境行为。据报道，10月18日，朗喀巴山口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边防警察向试图进入尼泊尔的46名藏民开枪。2006年9月，朗喀巴山口的人民武装警察向试图进入尼泊尔的70名西藏人开枪，打死一人，并打伤多人。这群人中包括僧尼和孩子。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说，本年度共有2,156名藏民到达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2006年这一数字是2,405人。 本年度，2156名西藏人离开印度的接待中心。但是，有数千名藏人，包括僧尼在内，经第三国前往印度，并在短暂停留后返回中国。 绝大多数经尼泊尔前往印度的藏人是6到30岁的年轻人，促使他们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压迫，包括缺少藏语教育设施和接受宗教教育的机会。

噶玛巴喇嘛自1999年飞往印度后，一直流亡在外，他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领袖，也是藏传佛教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政府还对外国旅行者进入西藏自治区加以控制。根据1989年的一项规定，外国参观者在进入西藏自治区前都需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正式证明信。大多数游客通过向官方注册的旅行社预定旅行来获得这种证明信。尽管西藏自治区的70个县都没有正式宣布对外国人开放，但外国人进入西藏许多地区自由仍受到很大限制。

对西藏自治区的官方访问受到严密监视，并且若事先未获批准，代表团成员能够与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寥寥无几。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绝大部分藏区，外国人可以自由旅行。

少数民族

根据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普查数据，藏人占西藏自治区永久登记人口的92%。但是，官方人口普查数字不包括大量长期、中期和短期居住在西藏的汉族居民，如干部、技术工人、非熟练工人、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及其家属。中国社会科学家认为，在5月至11月的旅游旺季和外来务工人员高峰期，仅在拉萨，这一流动人口（包括观光客和短期出差游客）的数量就超过20万（这一数字占拉萨总人口数的半数和超过西藏自治区总人口数的10%）。近十年，特别是2006年7月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流动人口的数量激增，其中大多为汉族人。

迁移到西藏自治区的居民主要集中在城镇，在那里汉族人从政府经济政策中获取了绝大多数好处。汉人和回民经营的小买卖——大多是餐馆和零售店——在整个藏族地区的城市中占据优势地位。根据官方人口普查数据，藏族人仍占农村的人口近98%。

较之汉族人，计划生育政策允许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生育更多的孩子。城市藏族居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以及一些生活在藏族地区的汉族人，一般可生两胎。农村地区的藏人被鼓励生育三胎以内，但并不作硬性规定。

自2000年以来，政府在整个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开展了一项将藏族牧民重新安置到城镇地区的运动。当局用金钱奖励等方法鼓励正式登记的牧民宰杀或出售他们的牲畜，然后搬入新建的藏族社区。但有报道称，有强迫重新安置事件发生，而且曾经许诺的赔偿有时没有兑现或未足额兑现。

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声称，重新改造西藏畜牧业不仅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还是为了抵制达赖喇嘛的影响。他还指出，这一举措对“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至关重要。 2006年，25000名西藏农村和游牧家庭被重新安置，另有52000户家庭将于2008年被重新安置。改善西藏最贫困人口的住房条件和教育也是此次重新安置计划的目标之一，但要求村民在两到三年内严格按照官方规范建造房屋的规定迫使被重新安置的家庭举借外债以填补修建费用。

本年度，官方媒体报道，在西藏自治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政府官员总数的60%。但在几乎所有的自治县和自治州，汉人继续占据高层党政职位，包括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职。在政府任职的藏族官员不得前往寺庙做礼拜，或者信奉自己的宗教。

有些藏人报告说，他们在就业中受到歧视，并且称许多职业优先雇用汉人，从事同一工作的汉人得到的报酬高于藏人。一些藏人报告说，藏人比汉人更难于得到开办企业的许可和贷款。城市地区和很多行业普遍要求使用汉语，这限制了不说汉语的藏人的就业机会。

西藏自治区旅游局继续实施拒绝雇用在印度或尼泊尔受过教育的藏族导游的政策。政府官员说，所有在西藏自治区工作的导游都必须在旅游局找工作，并必须通过旅游专业和政治思想考试才能取得导游执照。政府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导游都向游客表达政府反对西藏独立和反对达赖喇嘛活动的立场。西藏自治区一些藏族导游报怨他们面临不公平的竞争，当局更倾向于雇用与从西藏自治区以外地区获得政府资助的“援藏”导游，这些援藏导游在简短地接受有关西藏知识的培训后便可立即上岗。

妇女和儿童

对妇女参政没有进行正式限制，妇女在政府中担任许多级别较低的职位。但是，妇女在省级和自治州级政府部门中的代表人数不足。根据政府网站，西藏自治区的妇女干部占西藏自治区干部总数的30%以上。

没有有关强奸和家庭暴力情况的信息。

在西藏地区，卖淫问题日益严重，拉萨地区经营着数百家半公开的妓院。西藏地区的国际开发工人报告说，目前还没有有关西藏地区最大的两座城市拉萨和日喀则商业性性工作者人数的可靠数据，但据一些人估计，这两大地区的性工作者人数高达1万人。一些卖淫活动发生在共产党、政府或军队所属的场所内。西藏自治区的大多数妓女是来自四川的汉族妇女。但是，有些藏人，主要是来自农村或游牧地区的女孩子，也从事卖淫。藏族地区妓女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情况不详，但是，由于缺少有关艾滋病毒传播的知识，也由于卖淫者迫于经济压力没有对性行为进行保护，艾滋病毒的感染率很可能上升。

西藏自治区是少数几个不存在男女性别失衡问题的地区之一，导致男女性别失衡的根源在于性别选择性堕胎和对女婴的照料不足。

根据官方声明，小学教育是强制性的、免费的和普及性的。根据西藏自治区的官方统计，96.5%的6到13岁儿童在校就读，在西藏自治区52万小学生中有90%完成了初中教育，完整地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2003年，联合国中国教育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说，教育统计数据并没有精确地反映入学率，也没有得到独立证实。本年度年中，西藏自治区131000中学生的学杂费被免除。

在西藏自治区，藏语和汉语均为官方语言，公共和商业招牌上也使用两种语言。但是，汉语的使用更为广泛，大多数商业和官方交流都使用汉语。对两种语言的使用也受到藏民文盲率的影响，有报告称，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藏人的文盲率（47.6%）超过全国平均文盲率（9.1%）的5倍多。西藏自治区是全国文盲率最高的地区（47.3%），并且比第二位的青海省（25.2%）高出几乎2倍。许多农村和游牧地区的儿童在进入汉语学校学习前，只接受了1到3年的藏语教育。青壮年的文盲率从1959年的95%下降到2005年底的15%。但是，这一群体的文盲率要比一些地区高出15%。根据新华社2006年的报道，相对于西藏农村地区说汉语的居民，适用于说藏语居民的识字的定义显得更为宽泛。如说藏语的农民和牧民能读出和写出30个藏语音节字母，那他们将不被视为文盲。如果说汉语的牧民认识1500个中文字，那他们将不被视为文盲。

保护文化遗产

迅速发展的经济、日益扩大的旅游业、牧民的重新安置，以及更多现代文化的影响侵扰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并威胁到传统藏族文化。当地居民缺少发挥作用、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权利。

达赖喇嘛、藏族专家及其他观察人士都表示担心，发展项目和其他中央政府的政策会使非藏族居民享受绝大部分利益，并继续促使汉民、回民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大量涌入西藏。2006年青藏铁路的开通使更多的非藏族人涌入西藏自治区。政府报告指出，本年度青藏铁路共运送了150万乘客，而其中几乎一半不是游客。

当地居民缺少发挥作用、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权利。西藏自治区政府宣称对宗教文物和寺院归政府所有。虽然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做出诸多努力，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或摧毁的代表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某些建筑和一些其他内容，但对社会和政治的压制性控制继续限制藏人的基本自由，并且威胁到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

5月，来自甘孜自治州稻城县的当地藏民因亚丁（一处重要的佛教山区）地区的开发事宜与当局发生冲突。

6月，在甘孜自治州八美镇的藏族居民和圣山雅拉雪山的煤矿开采商之间暴发了类似的冲突。当民居民捣毁了中共、政府官员和煤矿主的汽车。据报道，当局拘留了10名村里的老人，他们试图就圣山开采问题向省级和中央领导请愿。据报道，一些请愿者惨遭殴打。

政府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国家藏语教学课程，藏族地区的许多小学都使用藏语作为主要授课语言。藏族学生被要求学习汉语，一些课程如算术和科学一般使用汉语教学。在初中和高中——即使是一些官方指定的“藏族”学校——教师往往也只在藏语、文学和文化课中用藏语教学，而其他所有课程都用汉语讲授。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流利掌握汉语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条件。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只采用汉语授课，而一些专为少数民族建立的较低水平的大学也只允许部分课程用藏语教学。除了一些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外，中国大学一般还对所招收学生的英语流利程度提出了要求。但大多数藏族学校的毕业生只学习了汉语和藏语，因而无法进入更好的大学学习。一个后果就是西藏缺乏接受过科学和工程培训的藏族人，而只能几乎完全依赖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技术专家来开展西藏境内的开发项目。

在西藏自治区，在采用藏语授课的学校就读的机会较多，而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在一些私人资助的藏语学校接受传统的藏语宗教教育的机会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