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消息

“婴儿器官”的传说：对一条谣言的解剖分析

美国新闻总署，1996年5月
自从1987年以来，一条完全没有根据、令人毛骨悚然的谣言席卷了全世界的新闻报道。这项可怕的而且完全不真实的指控是，美国人——或者是欧洲人、加拿大人或以色列人——从拉丁美洲或其他地方领养婴儿或绑架儿童，并谋害或残害这些婴儿和儿童，用他们的身体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或角膜移植。这条骇人听闻的消息被全世界范围内的报纸、广播以及电视台报道了数百遍，赢得了著名的新闻奖项，并且至少有数千万人信以为真

1994年，这条谣言在危地马拉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1994年3月29日，一位名叫琼·温斯托克的美国游客受到一群暴徒的攻击，他们指责她绑架了一个危地马拉男孩。温斯托克的胳膊多处骨折，受到内伤，并且头部严重受伤，永久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

谣言的来源之谜

“婴儿器官”的谣言很可能是作为一个“市井传说”自然而然地出现的，是一个现代版的民间传说，虽然是假的，但却有许多人相信。这种广泛流传但完全没有确实根据的消息很多。例如，当微波炉刚开始广泛使用时，一条不足凭信的消息开始广泛流传开来：有人试着把湿着的狗放在微波炉里烘干，结果微波炉爆炸了。这种口口相传的故事其典型特征是这件事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由于这种流言没有事实根据，这个所谓的朋友永远也不可能被找到。

人们对微波炉技术的担忧导致出现了这一毫无根据的谣言，同样地，器官移植领域最近出现的巨大进步也促使了“婴儿器官”谣传的出现。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有一天会受益于器官移植所提供的生命礼物。但是，这一进程也引起了强烈和原始的忧虑。1978年美国电影《昏迷》里的虚构情节就反映出了这种忧虑。在这部电影里，腐败的医生让一家医院的病人们陷入昏迷状态，然后利用他们的器官“捞取”利润。这部虚构的恐怖电影以人们对非法死亡和肢体受残害的担忧为基础，这种担忧同样也是“婴儿器官”谣言的根源。

研究民间神话的专家指出，“婴儿器官”的流言是一个有着几个世纪历史的古老传说的现代版本。法国民俗学者维若妮卡·坎皮侬·文森写道：

“婴儿器官的故事是一个古老神话的最新现代化和技术化版本。这个神话的核心内容是一个群体的孩子们遭到邪恶外来者的绑架和谋害。

在古罗马，人们指控基督徒[和]犹太人有这种绑架和用活人祭祀的风俗，从古罗马时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社会……在18世纪的法国，关于绑架儿童的说法是生病的贵族出于医疗原因需要他们：患麻风病的国王需要用血洗澡，或者是一位受残的王子需要一只新的胳膊，于是无能的外科医生每天都在试着从一位新绑架来的儿童身上进行移植。”

谣言闯入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报道

在这一传说的现代版本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人报告说听到过“婴儿器官”的谣言，不过，直到1987年1月，它才出现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洪都拉斯社会福利委员会前秘书长利奥纳多·维莱达·伯尔穆德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了这一谣传，他的说话方式就好像这一谣传属实。维莱达先生很快发表了澄清声明，声称他仅仅听到过关于这种活动的未经证实的谣言。洪都拉斯的所有高级官员，包括总统夫人，都强调说这类指控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但是，这时，一家新闻通讯社已经报道了这一谣言，并且开始在世界范围的新闻媒体中传播开来，第二个月就出现在了危地马拉的新闻报道中，随后很快传到了欧洲。

1987年4月，前苏联故意制造假消息的机构开始有意识地传播这一没有根据的谣言，并且添加了许多修饰细节。1987年4月5日，前苏联《真理报》报道了洪都拉斯三个月前的这则消息，引用最初的指控内容，但是没有提及新闻报道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前苏联塔斯通讯社又重新报道了这则消息，在1987年和1988年期间，前苏联媒体和世界范围内的亲苏联媒体又反复多次报道了这则消息。前苏联故意发布假消息的活动直到1988年年底才结束。

偶尔故意制造假消息——出于政治目的而故意说谎或扭曲事实——这种现象现在仍然会发生。古巴还在继续报道儿童器官走私，并且一再试图让联合国人权会议对这个问题形成决议。一个由前苏联控制的阵线团体——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利用其作为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仍在努力助长这一谣传。一些反美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西欧的极左翼和危地马拉的极右翼，狂热地信奉这一谣言，显然是因为这与他们的反美政治纲领相符。最近，伊朗的出版物也开始大力宣传这一谣言。

贩卖儿童器官的谣言之所以如此轰动地突然出现，虽然有一部分是政治动机使然，但是，更多地是因为善意的个人相信并传播这一谣言，他们或者是出于天真相信了这一谣传，或者是担心它可能属实。遗憾的是，由于这些用意良好的个人对这项根本不存在的犯罪行为大加谴责，谣言引起了更多公众的注意，这在无意间增加了它的可信度，造成了破坏性后果。至此，谣言的传播已经十分广泛，看起来就算只凭它自身的动量也必定会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存在。

隐藏秘密器官移植的不可能性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卫生和器官移植官员强调说，秘密的器官走私集团是不可能成功地隐藏起来的。

许多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出于移植目的的器官买卖，违者将受到严厉的刑罚。例如，在美国，自从1984年以后，移植器官买卖属于非法行为。许多其他国家也颁布了类似法令。

除了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禁止，器官移植在技术上还要求安排和完成一项所谓的为移植器官而进行谋杀的计划，其难度之大使得这类秘密行动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为了使器官移植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必须进行一些复杂的医学程序，以确定不同的器官是否适合移植，使移植的器官与接受移植者相匹配。特别是，正确的组织和血型对于捐赠人的器官与接受移植者的器官是否匹配至关重要。如果移植捐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血型不同而勉强进行移植，会导致接受移植者死亡。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考虑因素是组织的相容性，它所衡量的是捐赠者的器官与被捐赠者的匹配程度。

人体所有细胞的表面都有一种称为主组织相容性复合基因抗原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就像信号一样确认出独一无二地属于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特征。主组织相容性复合基因的匹配对于移植器官的重要性类似于输血时血型匹配的必要性。不过，主组织相容性复合基因的匹配要更加复杂，如果捐赠者与接受者之间差异过多，会造成接受者的免疫系统攻击和抵制移植过来的器官。人类的主组织相容性复合基因抗原是由一组叫做人体白细胞抗原的连锁基因编码的。在移植过程中，必须确认并使捐赠者的人体白细胞抗原与接受者相匹配，这一点对于接受者的生存和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确认过程只有在设计用来测试组织相容性的实验室里才能完成，并且要求测试者具备专业的实验室技术。

从捐赠者身上取出器官之后，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及其助手，包括一名麻醉师、数名外科主治医师和手术室护士，需要完成一个极其精密和复杂的程序，器官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运送到进行移植手术的医院，通常是用直升机或飞机进行运送。在运送捐赠者的器官之前，必须在它里面注入特殊的保存溶液。在运送过程中，为了保护器官，必须使用正确的绝缘和温度控制包装，包括适当的冰块或制冷装置。为了使器官能够用于移植，必须维持绝对的无菌条件。

器官移植必须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因为器官离开人体后的存活时间极其有限。心脏必须在5小时以内移植，肝脏是24小时以内，胰脏是6到12小时内，肺脏是5小时以内。肾脏的存活时间最长，但是，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不会对摘除时间超过48小时的肾脏进行移植。

要想进行移植，精密的外科设备和高技术水平的医疗人员是必不可少的。一次移植手术在最低限度下也需要20个人，其中包括3人组成的外科医生小组、1名手术助理护士、1名流动护士、1名麻醉师、1名灌注师和1名一般职能技师。所有的移植手术都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场所，需要有手术台、器械台、实验室仪表、麻醉设备、监视设备、备用品、气体源和人员通道。

此外，为了准备肾脏移植手术，必须有一个人工肾脏机，用来进行渗析。在做心脏移植手术时，整个移植过程中都必须给病人安装循环和呼吸导管，并由一位肺部技术人员不断进行监视。在做肝脏移植手术时，会有大量出血，因为肝脏会产生一种造成血液凝结的物质。必须可以动用血库，因为输血过程可能需要多达20到50单位的血量。

因此，移植过程在技术上的高难度要求使得移植不可能像贩卖儿童器官的谣言所称的那样在暗中秘密进行。如此高度复杂的手术是无法在隐匿的、临时凑合的场所进行的。聚集起这样一支受过高水平培训的医疗专业队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都会愿意从事如此不道德的犯罪活动，甘愿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秘密进行移植手术。仅仅出于设备上的原因，也是不可能暗中组织这种手术的，因为它所需要的技术资源是无法在医疗中心以外的地方装配齐全的。

另外，移植过程并不是随着移植手术的完成而结束的。接受移植者的后续护理对于短期和长期的生存和健康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在移植手术之后，器官接受者必须接受一位移植内科医师的治疗，该医师与移植外科医生是分开的，专门负责对接受移植者今后的生活进行监视、用药和治疗。如果不知道病人疾病的所有情况、移植手术的详细资料，包括器官捐赠者的身份和健康记录，以及其他诸多信息，没有哪个移植内科医师会对病人进行治疗，而如果移植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就不可能获得这些信息。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记住，移植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是受过高水平培训的专业人士，由于自身的专业技能，他们的收入颇为可观。他们没有理由从事秘密的非法移植手术。相反，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参与这类活动。一旦这种非法活动被发现——由于它涉及到许多人，进行过程中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再加上这种活动令人发指的性质，它们肯定会被发现——就意味着这名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职业生涯的终结，将带来财政和个人的灾难性损失。

总而言之，由于器官移植是一项极其复杂、技术水平高、需要严密规范并对时间极其敏感的手术，它需要许多受过高水平培训的专业人员和许多精密的医疗设备，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秘密的器官走私是完全不可能的。出于这种目的而绑架和谋害儿童，这种指控只能使它本身更加可疑。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秘密集团绑架儿童或其他人并摘取他们的角膜用于移植。角膜不是器官，是组织，在死亡12小时以内的时间里都可以摘取，用于恢复视力的移植手术。这意味着如果有人想以违法途径获取角膜，他们可以通过贿赂太平间的某个工作人员来从尸体上摘取角膜。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为了获取角膜来绑架或谋害儿童或其他人。

一再的调查没有为谣言找到任何证据

1987年初，当“婴儿器官”的谣言刚刚出现时，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国立卫生研究院、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以及移民归化局都对他们的记录进行了调查，并声明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存在着所谓的器官走私。

1987年7月23日，由于欧洲议会一份决议要求对这类指控进行调查，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声称“没有听说欧洲有任何移植手术使用了拉丁美洲儿童的器官”。

1987年10月7日，总部设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国际保护儿童协会声称，“在最近几个月里，国际保护儿童协会一直要求驻中美洲的代表核实这些报道。到目前为止，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实这些报道的证据。”

1988年1月29日，当这些指控重新在危地马拉出现后，警察局局长奥斯卡·奥古斯多·迪亚兹·乌尔基苏声称：“我负责的部门没有任何证据、证物或迹象表明危地马拉的儿童被运到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遭到肢解和被用作器官捐赠者。”

在1988年7月11日的一份报告中，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警告说，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发布的关于这类活动的报告“很可能是假的”，并补充说，这些说法没有任何“确证”。

1988年8月23日，器官共享联合网的执行理事吉恩·皮尔斯发表声明说，“自从1987年10月1日建立科学登记制度以来，器官共享联合网就一直保存着器官捐赠者的详细记录。没有任何文件表明美国有任何五岁以下的拉丁美洲儿童成为捐赠者。”

1988年8月25日，美国公共卫生部器官移植部门主任琳达·谢弗声明说，这类非法移植“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不可能的”。她指出，一些器官移植“需要将近14个小时的时间，所有这些手术都离不开医院医生的合作和知识，”而且，“任何这类大规模的手术都不可能保密。”

1988年9月23日，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人权联合会公布 一份他们对“可能存在婴儿器官走私进行调查”的“任务报告”。报告声称，“我们没有找到一丝证据表明这种走私活动真的在发生。”

1988年9月2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声称，“基于对联邦调查局所有情报的审查，这些指控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1988年10月3日，在国际罪犯调查组织“国际警察组织”中代表美国一方的美国国家中央局局长R·C·斯坦纳说，他们的记录表明“没有任何美国警方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警方要求就这一事件提供罪犯调查援助”。

1988年10月8日，助理国务卿理察德·希夫特声称，“我们的政府针对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指控和谣言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都得出同一个结论，即，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危地马拉的《中美洲日报》报道说，危地马拉总统赛雷佐声称，“危地马拉政府对婴儿走私事件进行了认真和彻底的调查，结论是这些‘屠杀’婴儿的谣言是假的。”

1989年6月6日，卫生部副部长詹姆斯·梅森和卫生局局长C·埃弗里特·库普发布一封长信，他们在信里指出，“器官移植的技术和医学要求使得秘密获得并移植器官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声明说，“对这一过程的要求，包括许多受过高水平培训的专业人士和精密设备，保证了任何此类活动都会被发现和暴露”，并强调道，“器官的移除是一个复杂的外科手术，只能在医院进行，器官的保存也需要专业技术安排。”梅森和库普还进一步指出，“器官移植手术同样非常复杂，必须在最高水平的外科机构里进行，经常是在医学院的附属大医院里。”“由于它所牵涉的技术性质，”他们总结说，“这种活动不可能秘密地或在临时凑合的场所里进行。”

1991年1月7日，日内瓦联合国的哥伦比亚常驻代表埃杜阿多·梅斯德·萨米恩图在致联合国副秘书长简·马滕森先生的一封信里说，针对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指控说哥伦比亚儿童的器官正在被买卖，哥伦比亚司法部已经展开了“详尽的”调查。梅斯德先生说，调查发现，民主律师国际协会的断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并补充道，“发表过这条新闻的报纸从来就没有掌握过这些行为的事实。”

1992年7月20日，墨西哥的报纸《世代》发表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文章说道：

卫生部门国家移植登记中心的主任阿图罗·迪布·库里博士表明了下述观点：“人类器官和组织走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隐藏这么大规模的犯罪组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他在接受采访时接着说道：“首先，为了对我们所说的事情有一个了解，我只需要提到一点，在全国范围内，最多只有10名医生能够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在这种类型的手术中，如肝脏移植，共有32人参与手术室的工作，其中包括医生、护士、护理人员以及小组和技术人员；更别提实验室工作人员和手术后住院治疗所需要的人员了…”

迪布·库里博士还描述了体外保存器官的条件。提取肾脏需要非常精密的医学技术。

“需要花费4到6个小时…一旦离开捐赠者的身体，必须把它保存在不低于4摄氏度的温度下，因为器官必须维持在最佳的充氧水平。”

“器官，如，心、肺、肝、胰，一旦从人体内提取出来，最多存活6小时；而且保存条件需要普通医院很难拥有的先进技术和设施。”

迪布·库里评论道：

“这种类型的外科手术需要许多人参与其中，需要复杂的医院设施，如果有人试图做器官生意的话，这类犯罪将很难保持隐蔽。”

“我无法想象墨西哥这10位能够做移植手术的医生会参与到从事这种活动的犯罪组织当中。这不是随便在哪家老医院就可以进行的手术。”

“接受者也不会冒险接受任何人的器官。所有这些只是一个谣言。我不敢否认有儿童被拐卖，但这可能是出于其他目的，例如卖淫；不可能是出于提取和贩卖他们器官的目的。”

1993年4月19日，洪都拉斯女议员罗莎里奥·戈多伊·德·奥赛霍指控说，洪都拉斯出现了“婴儿器官”走私事件。洪都拉斯最高法院院长奥兰多·洛扎诺·马丁内斯声称：“这些指控已经出现三年的时间了，通过调查，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也没有发现它们有任何法律意义。”4月21日，洪都拉斯司法部长利奥纳多·马图特·穆里略声称，司法部对器官走私的指控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没有找到任何支持它们的证据。洪都拉斯警察局发言人也声明说，警方对器官走私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发现它们完全是假的。

1993年6月7日，墨西哥的《财经日报》引用了墨西哥市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诉讼部门主任帕布罗·夏帕的原话，“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件案例涉及某人遭绑架并且后来带着伤疤出现，发现他的器官被取走了或眼睛被取走了。如果这些著名的秘密医院真的存在，我们会立即发现它们的。”墨西哥国家移植登记中心的主任阿图罗·迪布·库里博士说，“在我看来，为了移植而贩卖儿童器官的谣言就好像在说，几个小偷为了上月球而从卡纳维尔角偷了三架宇宙飞船。”

1996年4月，法国民俗学者维若妮卡·坎皮侬·文森为法国移植组织完成了一项极其全面的长达285页的研究，题为“移植，谣言和媒体：关于器官盗窃的报告”。通过庞大和极其详尽的调查研究，她得出了关于器官盗窃的谣言是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市井传说的明确结论。

谣言的恶劣影响

关于“婴儿器官”的虚假谣言以多种不同的方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导致了1994年3月美国人和其他一些人在危地马拉遭受袭击。3月8日，危地马拉一个城镇的暴民烧毁了当地的警察局，该警察局关押着一名被冤枉为绑架儿童的美国人。暴民挡住了数百名防暴警察的抵制，直到军队和装甲车为恢复秩序抵达现场之后才平静下来。3月29日，一位名叫琼·温斯托克的美国游客受到一群暴徒的残酷殴打，他们指责她绑架了一个危地马拉男孩。一群暴徒围住了当局为温斯托克提供的保护场所，在经过了五个小时的围攻后破门而入，把她拖了出来。他们向温斯托克扔石头，并用木柴殴打她，造成她身体多处骨折，受到内伤，并且头部严重受伤，导致严重的长期伤害。她再也不能说话或走路，需要24小时的护理。

除了攻击美国人，危地马拉媒体还报道了多起愤怒的暴民试图实施私刑的事件，这些暴民认为“陌生人”偷走了他们的孩子。据报道，遭到此类袭击的包括一位瑞士火山学家、一个前来探亲的萨尔瓦多家庭、外国援助工人、背包客以及危地马拉公民。

据一些收养团体说，这一谣言所造成的恐慌严重地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跨国收养。1991年5月，土耳其政府宣布，由于这一谣言，土耳其将中止跨国收养。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西、墨西哥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收养也被中止或受到了阻碍。结果，一些本来可能找到疼爱他们的家庭的儿童仍然留在孤儿院里。保加利亚政府甚至要求有望成为养父母的外国人签署一份表格，声明，“我不会允许让我的孩子成为器官捐赠者，也不会允许这个孩子捐赠器官或参与任何医疗实验。”

谣言还导致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父母产生了毫无根据但是却广泛传播的恐惧，他们认为有人会出于器官移植目的而绑架他们的子女。

最后，谣言很可能还造成了非直接的、但却是真实的生命损失。自愿捐赠器官是一种非常无私的行为，如果捐赠者感到存在任何不正当或违法的行为，他们的意愿就会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全世界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捐赠供应，结果，每天都有人因为缺乏足够的捐赠器官而死亡。由于许多人对器官盗窃的谣言信以为真，它很可能使自愿器官捐赠减少，从而导致许多人过早死亡。

1993年: 谣言因为电视记录片有了可信度

1993年11月，两个长达1小时的电视记录片，一个是英国/加拿大记录片，另一个是法国记录片，使“婴儿器官”谣言有了可信度。两个节目里面都有无数的错误。

英国/加拿大的节目“身体器官生意”报道了一位八岁大的洪都拉斯儿童查理·阿尔瓦拉多的故事，他声称自己曾被人绑架过，绑架者说他们打算贩卖他的器官。阿尔瓦拉多声称，他在被抓了四天之后逃跑了。

在这个节目里面，没有提到阿尔瓦拉多指认当地孤儿院的一名德国籍和一名瑞士籍自愿工作者是他所谓的绑架者。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这两人被拘捕并关押了六天。调查结束之后，法官认为这件案子纯属伪造，不予受理。该名男孩记不清他是在哪一天遭绑架的，他声称自己曾被绳子绑着，但是身上并没有任何伤痕。

“身体器官生意”还报道了对佩德罗·雷吉的家人的采访，雷吉曾经是阿根廷蒙蒂斯德奥卡精神病医院的一位病人。在这部片子里，据说雷吉是由于被强迫摘除角膜而失明的。

在这个节目播出几天之后，雷吉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出现在阿根廷一个题为“圆舞音棒”的电视节目里，他们撤销了这项指控，声明说，雷吉是由于“感染”而失明的。随后的一项调查揭示出，他从婴儿时起就患有“双眼先天性内障”，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严重的视力问题，并被诊断为手术不能治愈。他是由于这一疾病而失明的。

法国的电视节目“器官的抢夺者”也重点报道了佩德罗·雷吉的指控。此外，该节目还错误地暗示说，美国可能存在秘密的器官走私活动。但是，在该节目对美国这一情况的报道里面，没有采访任何移植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或任何了解器官移植条件的人。它所唯一采访到的是一位妇女学和医疗伦理学教授，这位教授认为可能存在着秘密的器官走私活动，但是并未掌握任何相关的证据。

这部法国记录片在结束时报道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哥伦比亚一位母亲声称，她带着患腹泻的小儿子杰森到医院看病之后，他却失明了，因为他的角膜被偷了。1993年10月，《生活》杂志的页面上登出了这位失明男孩吹笛子的照片，把他的名字误拼成杰恩森。

1994年2月4日，哥伦比亚政府的人权办公室发布一份针对这些指控的报告。该报告声明道，杰森是由于疾病而失明的。1983年2月，当哥伦比亚一家医院接收他时，刚刚4个月大的杰森被发现患有多种病症，其中包括“严重的双眼感染，[感染]已经导致角膜穿孔、结膜炎以及两个角膜化脓。”医院预测他将完全失明，而根据杰森的医疗记录，他于1983年2月23日完全失明。

简而言之，对两个节目里所谓的器官和角膜走私的“揭露”显示，这些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著名国际组织对谣言展开调查

除了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电视节目通过媒体所引起的公众注意，欧洲议会和联合国都发布了报告，也给“婴儿器官”谣言添加了可信度。

1993年2月25日，欧洲议会发布一份禁止进行移植器官贸易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建议，但是里面也包含了一份没有事实根据的声称，“有证据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胎儿、儿童和成人受到残害和谋害，目的是为了获得移植器官，出口到富裕国家。”这份由担任过法国前卫生部长和欧洲议会议员的利昂·施瓦曾伯格起草的报告声称，“反对这类走私就和反对二战期间的焚尸炉和毒气室一样。”

1993年9月14日，欧洲议会基于该报告正式通过一份决议，禁止移植器官交易。在随后的日子里，施瓦曾伯格揭示说，他的大部分信息来源于1992年8月《外交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迈蒂·皮内罗，他曾经是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的记者，自1987年4月起，此人写了许多类似的文章，甚至在这些指控遭到驳斥或被确认为不可信很久之后，他还在不断给器官盗窃的指控添油加醋。施瓦曾伯格先生所复述的《外交月刊》里的声称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威迪·蒙丹蓬，关于贩卖儿童的前联合国特别大会报告起草人，也在从1991年到1994年他发布的几份报告里为这一谣言增添了可信度。这位特别大会报告起草人主要是信赖于新闻报道，而这些报道包含了许多错误，而且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儿童器官走私的可信证据。在1995年6月26日的《新闻周刊》上，米丽娅姆·泰博比 ，一位曾接任这位特别大会报告起草人助手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评论道，“我们从来没有过任何真实的证据。他有许多的指控，但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我们没有财力来展开我们自己的调查。”

1994-1996年: 谣言有了史无前例的可信度

1994年3月7日，世界反酷刑组织的主席埃里克·索塔斯在一份15页的文章中重申了各种关于“婴儿器官”走私的声称，这篇文章受到广泛关注。索塔斯先生还错误地声称说，美国的器官移植只有五分之一由中央记录在案，他还错误地暗示说，美国允许进行器官买卖。事实上，器官买卖在美国是非法的，而且所有的器官移植都由中央进行记录和监视。

1994年5月，西班牙记者乔斯·曼纽尔·马丁·梅德姆发表一本共200页的书《被当作备用器官的儿童》（Spare-parts Children），该书荒诞地复述了许多早期关于“婴儿器官”的指控。尽管对这一问题研究了六年的时间，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他所提到的许多指控在许多年前就已经遭到了否认或驳斥。

1995年1月，法国一家主要的电视台M-6台播出了“器官的抢夺者”的改编版本——“眼睛的抢夺者”。“眼睛的抢夺者”重述了阿根廷青年佩德罗·雷吉和哥伦比亚儿童杰森的指控，而这两项指控都已经在一年前被彻底驳斥了。这一节目所指的角膜盗窃案的主要“确凿证据”已经遭到了驳斥，但是节目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它完全忽略了这些事实，就好像它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1995年5月，“眼睛的抢夺者”获得了法国声像部门著名的阿尔贝-隆德雷斯奖，一个由记者组成的评委小组投票决定它为法国的年度最优秀电视节目。

如此著名的一个新闻业奖项却被授予了这样一个错误地指责哥伦比亚医生从活生生的儿童身上偷窃眼睛的节目，这令哥伦比亚政府愤怒不已，他们甚至不惜动用飞机把杰森送到巴黎让一群法国医生进行检查。

杰森和他的父亲于1995年8月抵达巴黎，由三位著名的法国医生对他进行检查。这三位医生是：赫特尔-戴伊医院的眼科医生吉勒斯·雷勒，毕提医院感染和热带病控制部门的马克·真蒂利尼医生，以及内克医院小儿免疫科的阿兰·费希尔医生。他们对杰森进行检查后发布的报告明确无误地指出，这个男孩的眼睛或角膜没有被盗。报告指出，眼球残余物和一些角膜组织碎片仍然留在他的眼眶里，这证明他的角膜和眼睛没有被移除。杰森的眼睛现状与他的医疗记录里所记录的疾病预期结果完全一致。

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后不久， 阿尔贝-隆德雷斯奖的评委小组决定暂缓授予“眼睛的抢夺者”该奖项，等待进一步的调查。

与此同时，1996年3月18日，巴西《巴西利亚邮报》上发表的一系列重述“婴儿器官”指控的文章被授予了新闻业的“西班牙国王”奖。这些文章复述了早就已经被驳斥的杰森和佩德罗·雷吉的指控以及许多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新闻报道中的其他虚假声言。这一系列报道的作者安娜·比阿特丽斯·马尼奥在3月20日出版的西班牙《国家报》上承认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复述国际上的新闻报道所写的东西”，她并没有对她所复述的这些声言做任何核实。

同样地，1996年3月20日，法国阿尔贝-隆德雷斯奖的评委小组决定重申把该奖授予“眼睛的抢夺者”，尽管有许多的“存疑”。评委小组批评该节目在关于角膜盗窃的指控上“过于绝对”，承认绝大多数眼科专家认为这些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并对节目制作人玛丽-莫尼卡·罗宾提出了警告，说她“感情用事”，做出了“不必要的有害判断”，对角膜盗窃的指控缺乏怀疑态度。 尽管有这么多的批评，小组还是重申了该奖励的授予。在声明中，评委小组没有提到或表明它对节目中的大部分错误进行过调查。相反，它似乎把重点几乎完全放在了杰森案上面，该案在法国引起了热烈争论。法国的《电视纵览》杂志在对评委小组的决定发表评论时说：“阿尔贝-隆德雷斯奖的评委怎么会把它授予一项他们自己都认为几乎没有可靠性的调查呢？”

结论

尽管事实是“婴儿器官”的谣言完全没有根据，如今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把这一谣言当成事实，并把它作为传统智慧来接受。它在中美洲引起了恐慌，导致他们对美国人和其他一些人发动残忍和无缘无故的攻击，破坏了无数可能的养父母和他们希望收养的孩子的生活，在欧洲赢得了著名的媒体奖项，造成拉丁美洲的角膜捐赠出现重大中断，而且，由于它对器官捐赠的恶劣影响，极有可能造成了无数人的过早死亡。

这一耸人听闻的谣言来源于一种深深的、非理性的但是却非常强大的担忧，即，通过器官移植挽救生命的技术进步所引发的担忧。不幸的是，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对这一谣言推波助澜，进一步煽动了人们的这种担忧。另外一些人则由于信以为真也在宣传这一谣言。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婴儿器官”的传说已经广为流传，足以自己传播开来，而且，悲惨的是，尽管已经有无数的更正声明，尽管权威声明指出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尽管在将近十年的搜查之后，没有一个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间机构或调查记者找到任何支持这些指控的可信证据，人们仍然广泛地对它信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