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胡佛--青年采矿工程师在中国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成为美国第31任总统，执掌美国最高权力，但他在此前与此后的成就却更为辉煌。据历史记载，胡佛是一位能力较差的总统，在大萧条面前束手无策，一无建树。但他的政策仅不过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政府作用的看法，那便是放任主义。要由胡佛的继任者，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开创“大政府”时代。胡佛作为总统无论有多么失败，但他前前后后为公众服务了近50年，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足迹。

他的第一个职业是采矿工程师。最初工作任务之一是派往中国。胡佛和他的新婚妻子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历尽艰险，其中包括被义和团围困一个月之久；学说中文（胡佛夫人多年后仍然会说中文，当她想对丈夫说些事，又不愿别人听懂时，就用中文，甚至在白宫时也不例外）；勘探金矿，要克服西方人与中国人共事带来的种种不便，还要饱尝旅途艰辛，等等。胡佛处理突发事件时表现出的机智与幽默使他终身受益匪浅。1915年前后，胡佛撰写了回忆录，他忆起当年离开中国时，心中饱含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刻骨铭心的崇敬和赞美。”

"除了赫伯特.胡佛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美国人曾听到过更热烈的赞颂或更尖刻的批评。” 赫伯特.胡佛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举办的胡佛生平展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他在1928年以压倒优势当选美国第31任总统，然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位世界闻名的英雄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变成了替罪羊。时至今日，人们仍不免将胡佛与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连系一起，它让几百万美国人丢了饭碗。”

但是抛开那一段短暂而艰难的白宫岁月，胡佛的一生还是多姿多彩的。正如胡佛总统博物馆所述：“胡佛作为一名采矿工程师享誉世界。全世界都感激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他在第一次世界战期间及战后为被战争蹂躏的欧洲提供了粮食。”

博物馆在传记中写道，胡佛甚至在被富兰克林.D. 罗斯福击败，离开白宫，"声望一落千丈时，仍不肯隐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胡佛应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 之邀再度出山，避免了一场全球性饥荒，整顿了政府行政机构。他的这次复出在历史上实属惊人之举。到1964年10月逝世时，胡佛已经重新擦亮了一度环绕着他名字的光环。”

1874年8月10日，胡佛生于艾奥瓦州西溪(West Branch, Iowa) 一个虔诚的公谊会教徒的家庭。父亲是一名铁匠，在胡佛6岁时去世，3年后，母亲也相继去世。胡佛在11岁时搬到俄勒冈州(Oregon)，寄居于当医生和学校督导的伯父家中。他在这段岁月里学会了自立。小胡佛在伯父开办的俄勒冈土地公司里当办公室杂役，他学习记账、打字，晚上上商业夜校。

17岁时，胡佛考入刚成立的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后来简称为斯坦福大学）。在这里胡佛遇到了未来的妻子，也是攻读地质学的卢.亨利(Lou Henry)。她“于1874年出生在艾奥瓦州的滑铁卢(Waterloo, Iowa)，父亲是一名银行家，她与其同乡一样热爱自然，生性自立。”

胡佛21岁生日前3个月自大学毕业，口袋里只有40美元，工作无望。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口矿井里挖了两年矿石，每班工作10小时，挣2美元。后来，伦敦的比维克--莫赖宁(Biwick, Moreing)采矿公司招聘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地质学家去澳大利亚工作，并要求应征者至少35岁。胡佛当时只有23岁，他在应聘时虚报年龄，获得这份工作。

胡佛博物馆的传记中写道：“胡佛的管理方法和民主作风使他赢得了粗野的澳大利亚人的信任。他骑上一匹骆驼，走遍了澳洲西部广袤的荒原，寻找金矿。有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一条含量丰富的矿脉，并且说服在伦敦的老板用1百万美元买了下来。这座闻名遐迩的戈瓦利亚之子(Sons of Gwalia) 金矿不久为比维克－莫赖宁采矿公司带来6,500万美元的回报。”

胡佛的历险才刚刚开始。老板随后派他去中国。经营采煤和水泥制造的一家合资企业--中国工程矿业公司(Chines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Company) 的总经理张烨茂（音译）希望雇用一名美籍总工程师来管理手下的欧洲技术人员。胡佛在回忆录中写道：“莫赖宁先生把电报发到戈瓦利亚之子金矿，要我接受这份工作。”

"气温在午夜也高达100度，一个浪漫的新世界就在眼前，我从未如此热情洋溢地对待过他人给我的信息。而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给加州蒙特雷(Monterey) 的卢.享利小姐发电报，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和我一起到中国去了。” 她同意了，胡佛赶回加州成婚，婚后第2天就启程前往中国。在海上航行的一个月里，他们读了几十本关于中国的书。

胡佛夫妇于1899年3月抵达北京。他们决定住在天津，胡佛夫人很快就忙于操持家务，学习中文。胡佛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特意请了一名中文教师，只要她在家，每日的课程从不间断。她具有语言天赋，学习这种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居然进步很快。我学会的汉字从未超过100个。可在我们余生里，她悄悄对我讲中文时，反复使用这100个汉字。” 胡氏夫妇的中文名字分别是胡华和胡璐 （音译）。

胡佛本是雇来开发煤矿、修建港口设施的，可他的中国老板另有打算。

胡佛在回忆录中写道：“张先生认定，如果我们能发现一座大金矿，率先发了财，将会大有裨益。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铁、钢、煤、铅、锌、铜和其他一些工业原料。必须有可从多方面吸引风险资本的长期不变的法律认可，才能找到并开发这些金属。但是张先生说，他听说在热河¹一带有含量丰富的金矿，让我北上去考察一下，看看能否安装美国机械设备，挖出大量金子。”

"（分配给我的）中国工作人员立即着手筹备这次远征。由于矿山距铁路有150英里，我建议为乔治.威尔逊 （George Wilson，美国地质学家）、我本人和翻译准备有鞍的矮种马，用两、三头骡子驮行李，再加上一名中国仆役和一名厨师为我们的全班人马。中国农村的食物充足，在无处不在的乡村小客栈的四合院里，总可以找到歇脚的地方。我的官方保护人却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认为我们的建议完全不符合自己的身份。经过几天的争论，我败下阵来，只好让他准备就绪之后再通知我他从山海关铁路上约定车站出发的日期。”

胡佛在山海关走下火车时一定大吃一惊：

"仆人自己携带的大量行李，即使加上威尔逊和我的瘪瘪的行囊，与我们在出发地点所见的情形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客栈的院子里栓着100头骡子、10匹骏马、6辆马车，数不清的袋子、盒子、包裹和一卷卷草席堆成的一座座小山，100名中国骑兵和20名军官在中间转来转去。我们在一、两天后出发了，一路上人欢马嘶，旌旗招展，前呼后拥，中间簇拥着20匹马组成的马队。

"一马当先的是骑兵司令和他的两名参谋、勤务兵和侍从；随后是我们的官方保护人和他的手下及侍从；接下来是威尔逊和我，也带着骑马的仆人和侍从；然后是翻译和他的手下；再后面是长长一串马车。有几十人殿后，除了厨师之外，各有各的级别，我始终没弄明白。这名厨师曾经在法国公使馆供职。他坚持每顿饭都要上5道菜，甚至在大部分‘外国’补给已经告馨，主食只剩下鸡肉和鸡蛋时，他仍不改初衷-鸡汤、威尔士干酪、热烤鸡、冷鸡肉沙拉、甜蛋饼。上不了5道菜，可是件丢面子、不体面的事。所有这些都是他在院子里，用各种烧炭火的锅做出来的。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到达了矿山，迎面遇上一群人，看起来有数千人之多。我问翻译，会不会发生暴力冲突。他说不会，但又说事先曾经传过话，说有一位外国大官要来，他的眼睛能穿透土地，找到黄金。我的中国‘仆役’要众人确信无疑，说这是因为我们长着绿眼睛。中国人急切地想把我们看个究竟，而他们观察时的亲密样子颇让人尴尬。我们站在一座小丘上，用自己宝贵、特殊的双眼，俯视着矿区。掌管矿山的是一位衣着华丽的老人，他曾在海特湾（Hite's Cove）矿里当过领班，这座矿在加州淘金热早期曾名噪一时。他绞尽脑汁，想回忆起几个英文单词来欢迎我们，最后他十分庄重地说道:‘ Hello, Boss! (你好，老板！)’其实，他对采矿非常在行。第二天，我们端着点架子来到了矿山。”

他们发现矿山已经被过度开采，中国矿山经理不可能再找到新的矿脉了。

"由于张先生不断搜集有关金矿的谣传，我一次又一次踏上类似的征途，走遍山东、戈壁滩、满洲、山西和陕西等省；每次均是徒劳往返。但我们沿途也进行了多次地质勘查，希望找到蕴藏着工业用金属的迹象，比如铁、铜和铅。旅行有时会长达两个月，最远的一次马背之旅甚至走到了戈壁沙漠中的蒙古国首都库伦(Urga) ²。”

但是旅行很快就嘎然而止。回到天津的家中，胡佛写道：“关于义和团袭击传教士和其他洋人的谣传在我们中间传开了。由外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本是用来保护外国侨民区的。但是在6月10日那个星期天的清晨，现代大炮发射的炮弹在侨民区上空爆炸，我们从睡梦中猛然惊醒，由外国人训练的军队向我们开炮了。”

"侨民区迅速团结起来。俄国上校瓦加克(Wagack)是军衔最高的军官，美国、日本、德国、俄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全部士兵都听他指挥，唯独英国军队听命于一意孤行的海军上校贝利(Bailey)。瓦加克听说我手下有一些工程人员，就命令我们把逃到侨民区避难的华人基督徒组织起来，修筑街垒。侨民区宽1/4英里，长1英里，一面以河为屏障。在寻找修街垒的材料时，我们偶然发现了大仓库，里面堆满了粗麻袋装的糖、花生、大米和其他谷物。我率领其他几名外国人，很快组织起1千多名惊恐万状的华人基督徒，大家扛起一袋袋糖和谷物，沿着暴露在外的街道垒起了墙，并在十字路口搭建了街垒。到了上午，我们的处境有了好转。对方在第二天发起了猛攻，可是海军陆战队隐蔽在麻袋后面，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正如我所说，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同外国人有关联的华人，同时也针对外国人。在义和团发动第一次攻击的当天，张烨茂和童绍毅（译音，铁路局长）就带着家眷躲进了侨民区。他们在一所大宅院里找到了住处，与我们的房子隔街相望，那是中国工程矿业公司的房产。不久便有五、六百名处境相似的中国下级官吏和受过外国教育的华人逃来此地。

"受伤的外国士兵和平民越来越多，我们只有一名军医和一位侨民区的内科医生，护士也仅有一人。瓦加克上校将俱乐部改成医院，没过多久，医院的地板上便躺满了伤员。胡佛夫人立即加入了志愿服务人员的队伍。在围攻初期，除了她偶尔回家吃饭或小睡片刻之外，我很少能见到她。她学会了紧贴墙壁骑车，这样可以避开流弹，可是有一天，一枚子弹还是打穿了她的轮胎。

"远处飞来的流弹几乎酿成一场大悲剧。许多外国平民已接近歇斯底里，他们认定冷枪是从侨民区里面打来的，很快便指责起住在我家对面院子里，由我负责照管的那6百名中国人来。当我们熬过了精疲力竭的一天，正在用晚餐时，有人跑来说，张烨茂、童绍毅和其他人都被抓走了，贝利上校正在对他们进行战地军法审讯。我连忙赶了过去，在火把的照耀下，所谓的审判正在进行，盛气凌人的贝利充当法官，一群歇斯底里的码头流浪汉为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作证。我试图进行干涉，向众人说明这些中国人的身份，但贝利却命令我马上离开。有人告诉我说，有几名中国人已经在附近河岸上被处决了。我骑上车，奔向几个街区以外的俄军总部，瓦加克上校很快就了解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带上一个排的俄军士兵同我一起返回，立刻制止了审讯，并且把中国人移交给我，让他们返回住所。

"围困期间晚些时候，我、胡佛太太和我的工程人员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把它作为基地，因为这里从没挨过炸弹。可是有一天深夜，一枚炮弹呼啸着飞进了后窗，在房子里爆炸，将前门和它四周炸得粉碎。胡佛夫人在医院里忙了一整天，此时正坐在耳房中玩单人纸牌，她在爆炸声中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牌。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几枚炮弹落在近处，最后终于在街对面中国人住的院子里爆炸了。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冲了过去，发现炮弹击中了童绍毅的住所，他的妻子和一个婴儿被炸死了，另一个孩子受了些轻伤。童先生失魂落魄，但还是协助我们集拢了余下的孩子。我的同事、童先生和我每人手中抱一个，领着其余的孩子穿过街道回到我家里，由胡佛太太负责照料他们，童先生才渐渐恢复了镇定。”

胡佛在一个脚注中写道：“大约18年后，我担任华盛顿的战时食品管理局局长(War Food Administrator)期间，我和我夫人接到邀请，参加中国代表团举办的宴会。当我陪同部长夫人走向餐厅时，丘（音译） 夫人用纯正的英文对我说：‘我以前见过你，我是童绍毅的女儿，天津遭围困时, 是你抱着我穿过街的！’”

围困持续了近一个月。解围后，胡佛发现公司的资产已被多国瓜分，不可能再继续他的工作了。这一对年轻夫妻准备离开中国回国，但是就在他们启程前夕，胡佛的老板提议重建公司，继续在中国运作。胡佛夫妇前往伦敦，直到公司制订出具体细节。

1901年1月，胡佛重返中国，他先抵达上海，再设法北上。

"大沽港被冰封住了，上海和北方之间当时还没有铁路贯通，一切交通与通讯往来都因严冬而中断。几天以后，我同一些英国和美国军官一起租下了一艘1200吨级的轮船，驶往秦皇岛，我们认为那里可能已经解冻。启航不久就遇上了暴风雪。第二天，我们5名乘客正躲在工棚似的船舱里，被晕船折腾得要死要活，挪威籍船长走进来说，中国水手变得不听指挥，吵闹着要返航回上海。船长说，他的同胞大副兼工程师可能需要帮手，抵挡中国人。英国上校呻吟着在床上翻了个身，声明他本人决不会下床去，他不想为不驶入平静的海面而动手。英国上校表达了我们的共同愿望。然而大海渐渐平静下来，船长也没有再说什么。第三天，船抵达秦皇岛港外。港口里漂满了浮冰，船长大着胆子硬是将船冲了进去，直至不敢再前进一寸。他要我们下船，踏着浮冰走上岸去。我们照他的话做了，但是在浅滩上走了还不到20英尺，海浪已将冰块打得粉碎。我们探了探路，发现海水不深，大家就跳进了齐腰深的冰水，每人手里拎一只提箱。那滋味可真不好受。我原指望在港口修建新厂的工程人员已经返回，但我们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建筑已被烧毁，而员工们还没有回来。为了找到铁路，我们冒着零度以下的寒冷，在黑夜里跌跌绊绊地走了7英里。也许正是走路我们才没有得肺炎。到了铁路边上，我们燃起一堆篝火，在黎明前截住了一列军车。”

胡佛到北京后，找到一处算是称得上家的不同寻常的住所安顿下来。

"北京唯一的一家旅馆被军队占用了，我只好和另外几名美国人租住在距美国公使馆不远的一座寺庙里。在这些美国人中有一位杰米森(Jamison) 先生和《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 记者“泽西”.钱伯林(“Jersey”Chamberlin) 。一天凌晨3点钟，杰米森带着一位英国上校突然闯入了我住的寺庙，把我推醒。他们非说发现了一些最奇妙的东西，能让所有人都变成大富翁。事情是这样，上校所指挥的一个团的印度士兵驻扎在天坛，他发现其中一间屋子竟然有金屋顶。可以算是科学家的团队外科医生估计这屋顶价值200万美元。上校就和手下的士兵悄悄地把屋顶拆了下来，运到城另一侧的一座空置的仓库里。他们希望我入伙，偷偷把金顶卖出去。我对屋顶价值表示怀疑，而且表明决不愿参与此事。我的疑惑令杰米森很惊讶，但他要求我看在他份上，至少去看一看。最后，我同意只去看看。我们带了6个人，提着灯笼，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北京城空无一人的街巷，走了两英里才来到那间仓库。我看到地板上零乱堆放着许多一码见方的薄瓦片，用折刀在瓦片上刮了几下，我很快就断定这些是铜瓦，只是在表面贴了一层薄薄的金箔。用20枚金币能打造成20多平方英尺的金箔，何况这些瓦片仅有一面贴了金箔。上校非常沮丧；杰米森很快便搬出道德上的理由，说明大家应放弃发财计划。但上校还存一线希望，他想作更多测试。我告诉他，把一块瓦片放在烧红的炭火上加热，金箔会熔化剥落，他可以把金子收集起来，找一名中国首饰匠把它铸成钮扣大小的一块，再称称重量。上校表示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做这件事，又恐怕自己能力不足，根本做不到。大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杰米森最后建议，取两片瓦回到庙里去试一试。于是我们在晨曦的微光中艰难地走回了寺庙，苦力头顶着两片瓦跟随在后。我们回来时，钱伯林正在吃早饭，他马上就对整件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杰米森做了试验，照他计算，把整座屋顶当废铜烂铁卖掉的话，值5千美元。他反对不道德劫掠行为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但事到如今，他得设法为说服上校。上校一溜了之，可钱伯林却要刨根问底，他执意要让杰米森把事情讲得更详细些。他据此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报道，用电报发回《纽约太阳报》，标题为《英国人还在掠夺》。此事还引出了一场不幸的军事审判，但据我所知，没有公布审判结果。

"在义和团的排外狂潮中，华北铁路被拆得七零八落。军方需要铁路来运送军队，维持治安；我们也需要铁路运输矿里挖出的煤。军方指派了一个军官委员会，接管铁路重建工作，应他们的要求，我分配一部分工程人员去援助，其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义和团或农民拧开连接铁轨的鱼尾板，大段大段的道钉被拔走，将铁路上的每一丁点儿金属都搬到几英里外的内地去了。被拆下来的铁路散落在上千个村庄里，铁匠铺未来几年不用愁没铁可打了，四方乡野一片欢腾。农民还拿走枕木当作建材和燃料。在考虑如何收回所有铁路材料时，我们认为中国人会发现是钢轨，而不是铁轨，一点碎钢屑都敲不下来。我们还认为村民们一旦了解真情，可能会欢欢喜喜地把路轨卖给我们，如果我们出个收购价，再加上既往不究的诺言和抗命严办的威胁。我记得我们当时出价5个银元换一节铁轨。几天以后，被毁路段两侧的田野里出现了无数毛虫般的队伍，三、四十个村民抬着一节铁轨，向我们缓缓走来。

"在管理中国工程矿业公司期间，我们很快就在收‘回扣’的做法上和中国人发生严重冲突。按照中国观念，回扣并不是受贿，大小官吏除了那一点少得可怜的薪水之外，还可以捞些外快。从雇员名单上看，多达2万5千人，但是我们发现虚报了6千人。于是我们立下一条简单的规矩，给每名员工发一枚编了号的铜牌，进入工厂围墙时，必须将铜牌交给厂方保存。用编了号的铜牌作为工作证的制度，给我们带来了只有在中国才会遇到的尴尬事。由于工人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和充足的经济理由，我提高了工资，比邻近各个乡镇高出40%。铜牌一时间竟成了抢手货。找工作的人只要买到一枚铜牌，就得到了一份工作。牌子的价格一路飞涨，都抵得上一个月的工钱了。我们发觉自己正在丧失依照技术和人品来聘用员工的选择权。如果雇用的是技术工人，生手很容易被工头发觉，我们也可以避免麻烦。但是在一群龙蛇混杂的普通工人中，很难区分冒牌货。更有甚者，能工巧匠开始伪造铜牌。我们为此向地方官员抱怨，他劝我们压低薪水，但我们用更有效的识别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有坏人，所有民族莫不如此。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能否吃得饱。如果美国人拥有的和中国人一样少，不知道他们的表现会不会同中国人一样好。

"‘回扣’的比例太高，没有办法开展西方式的工业化生产，我们便逐步压低回扣。90天后，仅仅靠减少回扣一项措施，我们便将一个亏损企业变成了月利润15万银元的赢利企业。业务迅速发展。我们购置了新设备，在秦皇岛建成了不冻港，在冰封季节也可以从容装卸煤炭。我们还从美国聘请了新雇员，并改进技术方法。所有这些努力都使公司的利润稳步上升。从新近发行的公司股票可以看出，中方原有公司股份的市场价上涨了500%。”

但是好景不长，1901年秋形势急转直下。比利时股东从欧洲其他股东和中方股东手中买下了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他们派了自己的人来作公司经理，还带来了比利时技术人员。胡佛同新任经理意见不合而辞职，比维克－莫赖宁公司随即邀请他加盟，成为一名小合伙人。胡佛在中国的两年时光也随之结束。

在回忆录中，胡佛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记述自己在中国的日子，他在结束这章时提到他的妻子一生热爱中国古代瓷器，尤其钟爱明代和清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在40年里不停地收集和收藏。胡佛随后写到了自己对中国和东西方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

"从澳大利亚出发，来到中国工作，最后又回到美国，前后经历大约3年，在此期间还进行了两次环球旅行。要使东西方文化交融在一起，发生一些事情也属正常，特别是当工程被当作催化剂，抛将出来时。不过，无论经历如何生动，无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抱有何种看法，面对一个有着3千年文字历史、拥有4亿人口的民族，没有人能评判他们，更不能妄下断语。我对中国人民怀着刻骨铭心的崇敬。90%的劳苦大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几乎每座村庄每年都会有人冻饿而死。但他们忍耐而宽容，对家庭无比忠诚，为孩子倾注全部爱心。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工作得更努力，更长久。诚然，他们迷信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们活跃幽默，勇敢无畏，只要看一看他们创建的军队……”

讲述中国的这一章只有30页，胡佛的结论竟滔滔不绝地占去了7页。他的许多观点都反映了近一个世纪前西方人的世界观，在今天看来，胡佛缺乏文化敏感性。其他有些看法在如今的讨论中仍时常可以听到：

中国文化精英“非常知书达理，善于思考，刚正不阿。中国文化最古老，也最完善，在艺术、文学和哲学方面对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人在重大问题上的时间观念非常缓慢，我们以分钟计时，他们以年计时。”

"中国奇异的风俗和历史，是外国人写作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外国人当中）流行一句话：‘在最初10天里写完你的书，否则你永远也写不成。’”

"‘中国通’时常叮嘱美国人，在中国有贸易机会和发展前景。西方世界见到的这幅画卷给人们造成了两个错觉，首先是使人认定，既然中国有4亿人口，就存在贸易大幅度扩展的可能性；其次是使人认为，中国会开发出大量金属资源。” 然而，胡佛驳斥了这两种假象，他指出：“西方世界被中国辽阔的幅员和4亿人口遮住了眼睛，信口开河地做出天文数字的计算。”

"西方世界的另一个幻想涉及到民主和中国的关系。” 胡佛认为，中国必须首先完成扫盲，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会出现一个切实代表民意的政府。

"此外，正如我所指出，用西方的观点看，中国人不是管理者。民主是一个西方概念，要求建立一种我们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已经建立的相同的统一管理机制。我担心，在中国，任何真正的民主都会在管理方面碰壁。”

胡佛在本章的最后几句话中写道：“所有这些观点都无意贬低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只想劝告西方人，你们永远都无法将中国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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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1914年设热河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6年撤消，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2.现称乌兰巴托。--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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