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和平队于1961年创建以来，16.5万多美国人曾参加该队志愿服务。志愿者来自各个年龄段和各行各业，但绝大多数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这篇文章选自西北大学校友杂志2000年春季出版的那一期。它介绍了曾做为和平队队员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志愿服务的近8百名毕业生中的一些人。和平队的经历就此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托马斯·鲍尔斯 (Thomas Powers) 将其经历称为“震撼灵魂”。
1963年，持有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医学院医学学士学位，并将担任住院医生的鲍尔斯参加了美国和平队 (U.S. Peace Corps) 后前往非州东南部的马拉维。两年服务期结束时，他已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多处诊所，防治肺结核，并为无数马拉维人和志愿者同事提供医疗服务，同时也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说：“我是肯尼迪（执政时代）的产儿，被深深卷入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出乎人们痛苦意料的是，鲍尔斯在服务即将期满时，感染上了他曾奋力预防的肺结核。回到美国时，他衰弱得“连一张邮票也舔不动”。
病愈后他就职于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和平队总部，先是担任医学部门的副主管，后来成为该部门最高职务的主管。如今在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做精神病医生的鲍尔斯，即使遇到他在马拉维所遭遇的障碍，为推广和平队主要目标之一 — 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保健事业 — 而贡献了近10年的时光。
鲍尔斯说：“我在医学院所学的大部分东西在世界的那部分里派不上大用处。”然而，他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直面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技术的不协调现实的视角。“这就像一船外星人在乡村庭院里登陆。”
然而事实证明，和平队生涯是他人生中一段关键性经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而且大部分是好的变化。”
曾参加过和平队的近8百名西北大学校友中，许多人都在将美国介绍给世界和把世界介绍给美国的两年服务过程中受到相似的影响。和平队队员的足迹出现在欧洲的捷克共和国、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亚洲的蒙古和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端的廷巴克图历史名城。他们学习了难以掌握的语言，有时生活在艰苦环境中，还要和怪异的疾病作斗争。
“这种经历深刻地改变了他们，” 和平队发言人布伦丹·戴利(Brendan Daly) 说。“在和平队创立初期，它确实使他们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现在仍然如此。”
作为约翰·F. 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总统遗留给我们最经受时间考验的财富之一，和平队自1961年创建以来不断成长和起着变化。但在本质上，它的三重使命仍保持未变 — 促进对美国更好的了解、向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派遣训练有素的男女人员，以及促进美国对世界及世界人民的了解。
和平队的定位已有所发展。在早期，多数志愿者是教师或医疗卫生工作者。现在他们也可能有商业或环境问题方面的经验。戴利说：“目标始终一样，但实现目标的手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东道国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志愿人员开始到约旦、南非和苏联解体后的共和国。和平队在向国会争取获得每年2.44亿外的拨款，以资助1万名志愿者。目前在78个国家参加服务的7400名人员（平均年龄29岁）中有40名西北大学的校友。和平队声名日增，其人数接近25年来的新高。每年约有1万人申请3500至4000个服务项目，这证明肯尼迪的号召仍然在回响。
那号召促使坎达斯·卡布里克·乌特罗斯卡 (Candace Kabrick Utroska)和她的丈夫唐纳德 (Donald) 于1963年10月加入和平队。他们去尼日利亚当教师。
“作为到国外的美国年轻人来说，我们学到的是，我们原以为我们会是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知道每件事该怎么干，而且事事干得完美无瑕，”乌特罗斯卡说。“可是，我想我们从实践过程中懂得了做事有多种途径，你必须和人们一起找到适合他们的文化和需求的解决办法。”
有一次，一个学生得了流行性腮腺炎。乌特罗斯卡夫妇试图将其隔离，却就是克服不了文化的差异，结果这对夫妇周围许多人都感染上了。相比之下较为成功的例子是，有个男孩确实相信坎达斯在沟通障碍方面的知识背景。当他告诉她听不见课堂上她说什么时，她发现扁桃腺炎影响了他的听力，建议他做手术。那男孩长途跋涉8百公里去首都拉各斯接受手术，这在他家乡生活中可是件不同寻常的事。乌特罗斯卡夫妇后来资助他受教育，他成了他们的终生朋友。
志愿人员还把和平队将世界介绍给美国的使命放在心上。尤其在早期，规定较为灵活，志愿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上偶尔有很奇特的做法。有一次，乌特罗斯卡夫妇将珍奇的灵长目动物 — 丛猴和金熊猴 — 送往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动物园 (Lincoln Park Zoo)。几周后，他们收到一封电报。“我们为收到如此珍贵和漂亮的动物而极其高兴。它们吃什么？”
教师仍然是和平队人员“出口”中重要的部分。但是，志愿者的技能已趋于多样化。1977年，玛利亚·隆吉 (Maria Longi) 凭着化学工程和法律方面的背景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一家环境法律中心工作，向波兰人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隆吉说“几乎天天我都要向人们说明在美国这个或那个怎么做。我得以了解在‘旧制度’下的生活，他们二战后的经历，以及今天波兰的生活情况。生活在过去10年中经历着如此深刻变化的文化里，这真令人惊奇。”
对志愿者来说，政治变化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菲律宾，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倒台和科拉松·阿奇诺发起“人民权力”革命的背景下，格雷格·贝克 (Gregg Baker) 帮助马比尼镇的稻米种植者建立合作社，出售他们的产品。现任美国国际开发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中西部办公室主任的贝克，于1985年至1987年间协助扶植了菲律宾小型企业。
政变几次未遂，形势艰难，但合作社却成功地推动了一个资源匮乏的小镇的经济发展。1998年贝克重返菲律宾时，发现合作社依然存在。他认为在他当年志愿服务期间，了解该国及其经济的最佳来源便是他寄住的14口之家。
他回忆道：“我每天都看到菲律宾的完整缩影。(那个家庭) 就像是天生的顾问。”
在过去近40年中，超过15.5万名志愿者在134个国家中参加了和平队服务。但是，或许最需要服务的非洲仍然是和平队形象一个重要的侧面。“泥棚”和平队的形象 — 志愿人员在远离文明的地方 —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已习以为常。
欧文·阿里夫 (Irwin Arieff) 体现了这个形象。1969年，他的家就是西非塞内加尔一个两百人的村庄里的一座泥棚。“对像我这样城市长大、吃不起苦的男孩来说，生活在一个社会等级仍然存在，有些人还对树、岩石和野生动物顶礼膜拜，一半新生儿在5岁前就夭折的地区，这相当令人惊奇。......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街道，没有邮件。”
阿里夫所学到的包括容忍的价值。
他说：“不同的人有自己的行事方法，没有一种方法天生就比别人的好。”成功的志愿者是那些能用不同的镜头观察世界的人。
“我周围的世界崭新和陌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常常觉得自己又回到孩提时代，”露丝·巴伯 (Ruth Barber) 如是说。她自1991年至1993年在西非小国贝宁服务。
妇女的角色对她而言尤为陌生。在多妻制司空见惯、妇女少有机会的国家，她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帮助两个女孩进了中学。巴伯说：“受教育的机会深刻地改变了她们的生活，也将影响到她们的孩子的生活。”
改变妇女的生活并非她遇到的唯一挑战。“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也许是学会以较慢节奏生活。村民们不是按钟点过日子，他们到哪儿都不紧不慢，在树底下坐着也是一项活动。
“为了努力学会喜爱这种生活节奏和更多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开始尝试着什么事也不干。我没坐在树底下，可我确实在窗旁放了把椅子。第一天我只能在那儿坐上30分钟，不过每天我能坐得长一些。不到半年，我已经能够什么事也不干，甘坐三、四个钟头。
“我逐渐珍视那几个小时，把它们当作我了解我四周的人们和环境最重要的镜头。”
不仅仅是文化，环境也经常向志愿者发起挑战。林塞·拉斯特 (Lindsay Rust) 在尼日尔进行志愿服务。那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之一。最热季节的温度平均高达摄氏46度。她说：“你浑身冒汗，瘫软无力。”
尽管天热，她算是幸运的，所在的村庄利用了她所能付出的大部分努力。她给孩子们讲课、解释土壤腐蚀和树木嫁接技术、为村里的妇女建立起一个存贷小组，还帮助在尼日尔河河岸上开辟了菜园。
如今，拉斯特是位画家兼自由撰稿人，住在加州的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她说：“我从不硬要他们跟我走。他们会来对我说：‘这是我们想做的事，你能怎样帮我们？’”
她那两年的经历也给她在西北大学的学习带去了人性化的色彩。“我参加和平队的部分原因是上了那么多人类学课程之后，我厌倦了从书本上阅读这些文化。我要亲眼看看。”
“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自在，”她说。“离开和平队后，我和其他类型的人相处的时候要放松得多。”
当贝丝·怀特豪斯(Beth Whitehouse) 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尼日尔，她深情而现实地描绘了非洲。
“现在当我想到非洲，我不会想到这巨大的野生动物园和与我不同的人。我想到的是我关系密切的三名学生和与我成为朋友，几乎像是我的家人的其他教师。
“我肯定他们想到美国的时候，会想到我，而不是海湾战争或克林顿总统，”怀特豪斯如是说。她现在活跃在长岛(Long Island)的归国和平队志愿者小组。
她的经历中并非没有奇特的时刻。现为纽约市《新闻日》(Newsday) 撰写文章的特写作家怀特豪斯深深怀念着一顿有金枪鱼三名治和冰镇可口可乐的感恩节大餐，这在尼日尔可是奢侈品。她还记得一天夜里醒来，全村被一场撒哈拉沙尘暴吞没。在教书时，如果她没穿尼日尔妇女的传统式裙子而是长裤到校，学生就会起立向她致敬。有些情景是难以忘怀的，如一个叫雅各巴的5岁男孩得知怀特豪斯的服务即将到期后，每次遇见她都痛哭流涕。
她说：“你始终知道你能够回国，因此整个经历就像是一次冒险。可是对在那里生活的人来说，那不是一次冒险。这一事实令人难以接受：你终究要回到你那舒适、温馨的世界而抛开这里的一切。”
有些志愿者期满后并没有立即回到温馨的世界。吉姆·霍赫贝格 (Jim Hochberg) 于1978年至1980年间在象牙海岸从事电视制作工作，后来又回到非洲，在几所大学里任教数年。
霍赫贝格说：“在象牙海岸这样的国家，现代世界和相对原始时代的对峙随时可见，因为它是如此一个发展中国家。”
他的非洲生涯使美国最受喜爱的出口之一 — 篮球 — 获得了成功和持久的名声。一天，他在操场上随意投篮时，被后来争夺象牙海岸全国篮球锦标赛的一支球队招募。2000年，来自象牙海岸的一位男士出现在霍赫贝格在新泽西州林登 (Linden, New Jersey) 经营的汽车分销店时，这非洲人想起“在远古时期”那白人曾连续4年为联合会得分王。
霍赫贝格不是成功输出篮球的唯一一名和平队志愿者。丹·彼得森 (Dan Peterson) 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智利服务时，适逢该国政治动乱。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政权统治下多次“食品骚乱”和政局动荡中，他担任了智利国家篮球队教练。目前他是意大利一家篮球俱乐部的总经理。
通过和平队，美国实现了为数众多的有形和无形的对外输出，但是和平队的第三项使命 — 志愿者带回什么 — 具有同等重要意义。这经常表现为美好的回忆，以及与给志愿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中保持联系。在阔别10年后，朱迪·埃科夫 (Judy Eckoff) 最近回到她曾经服务过的那个菲律宾村庄。她看望了接待过她的家庭。自从上次服务期满后，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来往。
“要真正有所收获的最好办法是要有好奇的态度，而不是持有你是要给一个发展中世界带来变化和要取得显著成就的想法，”埃科夫如是说。“我的成就更多的是来自学习语言、了解当地民众、使他们认识和了解至少一个美国人。”
本吉是加蓬的一个农夫兼渔民，他学会了解几个美国人。在一名和平队志愿者鼓励下，他学会对付折磨着成千上万个非洲人，也折磨着他的盘尾丝虫病。在20世纪90年代初遇见罗伯特·约翰松 (Robert Johansson) 前，本吉已与志愿者共事了10年。
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经济学博士生约翰森说：“他仍让我给他提建议，还接受我在农业管理方面提供的帮助。”
约翰森说他在中非所遭遇的最大挑战是做到“能告诉自己我所做的工作是重要的，我没有浪费大家的，也包括我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像本吉这样在和平队志愿者的帮助下改善了生活的人增强了约翰森的信心。
“你本身是个志愿者的时候，有时不容易发现和平队的成功事迹，可是每个星期去看望本吉使我保持斗志昂扬，并使我想起与和平队志愿人员相关联的‘理想主义奇迹’。”
然而。随着和平队扩展到东欧，帮助解脱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留下的后遗症时，理想主义奇迹会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萨拉·康纳 (Sarah Connor) 39岁时参加了和平队，并于1995年至1997年间在捷克共和国服务。她粉碎了和平队的“泥棚”形象。康纳以工业城市俄斯特拉发为据点，担任“青年成就” (Junior Achievement) 项目的顾问，该项目近年来已有所扩展，向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年轻人传授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
她的项目是给90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上课。如今任职一家因特网教育公司的康纳说，年轻人比较容易克服根深蒂固的共产主义态度。
她说：“不管那制度完善与否，整整一代人生活在自生到死受到保护的制度。我逐渐明白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是多么令人沮丧、多么乏味和残酷。”
康纳说：“我坚信资本主义。它并不完美，但它是我们至今所能有的最好的”制度。
然而，她明白从共产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不是像扳动开关那样轻而易举。
“我不认为，作为美国人，我们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我们可以从容地说，‘是啊，人人有自由，这真了不起。’可这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造成了令人痛苦的变动。”
像“青年成就”这样的项目有助于为捷克青年人发挥创造精神和积极性铺平道路。康纳的工作被视为卓有成效，应邀前往蒙古再次实行这一项目。
的确，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和平队的重点。达雷尔·威廉斯 (Darrell Williams) 于1996年至1999年间服务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拉罗马纳市小企业发展计划，鼓励企业家、协作小企业业务发展、向商会提供咨询。在这个人均收入倒数第二的西半球国家，这是项有挑战性的工作。
或许他最值得记忆的经历是当“乔治飓风”(Hurricane Georges) 于1998年席卷多米尼加共和国时所做的援助工作。威廉斯牵头在该地区分发食物。
现在已回到美国的威廉斯有意在和平队的危机处理队(Crisis Corps)用上他的经验。该队动员归国的志愿者援助世界各地遭受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袭击的地区。
芝加哥地区和平队协会(Chicago Area Peace Corps Association) 前任主席马克西内·吉尔 (Maxine Gere) 表示，许多志愿者归国后仍然感到和平队推动他们帮助他人。该组织的4百名成员以在学校和俱乐部讲演的方式继续将世界介绍给国内，还募款支援目前正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开展专门项目。
但归根到底，经历的实质是与他人接触。斯考特·麦克布赖德 (Scott McBride) 和苏珊·梅瑟 (Susan Messer) 1997年婚后不久，双双作为志愿者来到肯尼亚农村。一天，他俩完成一周去一次市场的长途跋涉后浑身被雨淋透了，邻居蒂莫西敲门，他说他去市场买食物的同时也要见见人。他主动提出给麦克布赖德夫妇捎带他们每周需要的物品，免得他们跑一趟。“这种经历有助于我们重新对社区作出定义，”苏珊·麦克布赖德说。“我们是年轻、勤奋的美国人，依靠别人帮助似乎是个陌生的概念。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是生存不可或缺的方式。我们学到的另外一课与通讯有关。在美国，我们依赖电话、答话机和电子邮件。肯尼亚的社区似乎经常缺乏我们美国人认为支持‘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然而，体现社区（精神）的是发展中的社会。”
乔安妮·阿拉班德·埃弗里特(Joanne Allaband Everett) 自和平队创建以来就一直怀有深厚感情。“20世纪60年代初期，约翰·肯尼迪成立和平队时，我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心想我错过了（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的机会了），”她说。“后来我的女儿大学毕业，结婚成家，而和平队仍然存在！我参加了......而且是两次。”
1988年，她在太平洋里的马绍尔群岛 (Marshall Islands) 上教英语。4年后，她再度报名，这次是在东欧的斯洛伐克。
服务期满后，她又回到马绍尔群岛，目前在一所小社区学院教英语。她现在的许多学生还是孩子时就跟她学英语。
埃弗里特说：“你在和平队服务的时候，你从不认为你做了很大贡献，因为你离开时满载着国家和民众赋予你的东西。可是当我直视我以前的学生的眼睛时，我明白如果没有和平队的那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在这里上大学。”
的确，正如托马斯·鲍尔斯所言，对每个和平队队员来说，这一经历是“震撼灵魂”的。
你曾经热爱的最艰难的工作1一如既往地艰难，它继续给予人们终生的满足。鲍尔斯说：“世界上的需求永无止境，我们能做的永远都不够。”◇
经Northwestern，2000春季刊同意重新刊登。版权所有(c)2000。
1 这句话是和平队的口号之一。 — 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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