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国的志愿组织都说“9.11”恐怖事件后志愿服务活动呈上升趋势。这在遭恐怖份子袭击的灾难中心比任何地方都更为显著。伸出援助之手的志愿者实际上来自美国各地。本文刊载的是几个个人的故事：他们缘何而来、为何最紧急需要支援的时刻已经过去数月他们仍然愿意志愿服务，以及把他们带到事发地点的不同生活经历。 鲍勃·克莱恩 (Bob Cline) 是事发后一天赶到的。他感到被某种世外的力量弹射起来。9月12日，他登上一列开往纽约市的全国铁路客运公司（Amtrak, National Railroad Passenger Corporation 的简称）的火车，抛开在纽约州北部斯贝格镇(Speigletown) 省吃俭用的生活，到事发现场干任何需要干的事。他马上被派到如高山般的双塔残骸，编入铲斗队，从现场运走碎石瓦砾。他目睹了此生难忘的恐怖景象。第一晚，他露宿街头，在椅子上过的夜。
后来，他志愿参加红十字会，现在在一个服务中心为事发现场工人安排住宿。他说：“我在这里帮着重建一个城市，它曾是颗钻石，稍稍蒙上了污物。我们得把它去掉。”
他是事发后一天赶来的，现在仍在这里。
沙内·柯比 (Shane Kirby) 于9月23日从加里福尼亚州 (California) 赶来，现在仍在这里。
埃米·莱内特·史密斯 (Amy Lynette Smith) 于12月2日从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 赶来，现在仍在这里。
世贸大楼遭袭后，众多好心人从全国各地闻讯赶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复杂的个人情感变化激励着他们。他们登记参加各种慈善组织，与为规模浩大的救援工作付出时间和心血的当地民众携手共事。
迄今为止，大多数头几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被迫重新开始常规生活，都已回家。又有其他人前来替换他们。但事发现场的吸引力和它所引发的情感冲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流动的行善者来后几个月后仍在这里。有的人打算再也不离开了。
克莱恩先生在电话里兴奋地说：“是，是，我当然会那么做。”他挂上电话，电话又嘟嘟响起。他说：“当然，没问题。”
在“9.11”事件之前，他的生活像是一件制作中的作品，且确有进展。1999年底的一场造纸厂事故中他的左肩受了重伤，此后一直靠伤残抚恤金过活。然而年届43岁时，最近他上了大学攻读商学学位。他解释道：“我认为（生活）不止这些。”
但“9.11”事件的巨大震惊迫使他暂别寻常生活，临时凑合过不确定的日子。他说：“我的头脑中有个声音在响：‘我得去纽约’。我有建筑工作经验。我有紧急救护的经验。我必定派得上用处。”
虽然肩膀还要养伤，他仍参加了三天的铲斗队工作。此后又干了几个星期分发工具和设备的活。被重新安置到附近的教堂地面之前，连着三个晚上他都睡在现场的一张椅子上。他又来到红十字会，运送外地来的志愿者。10月末他遇见了芭芭拉·史托特 (Barbara Stout)。她是当地的跨宗教牧师、按摩治疗师和古董商。芭芭拉为工人们开办了临时住宿服务。她在基督教男青年会 (YMCA) 替他找到一间屋子，他开始在她那里做志愿工作。
接连几个星期，史托特女士在南街港 (South Street Seaport) 一处停车场的一个帐篷内办公，直到有人把巴特利公园城 (Battery Park City) 盖特韦广场 (Gateway Plaza) 的一套公寓借给她。克莱恩先生就睡在那里。在他的帮助下，史托特女士努力寻找位于市中心的临街铺面和资金，以期开办一家社区中心，帮助在袭击中遭受打击的人。他们还未交上好运找到好心人，但他们在继续寻找着。
克莱恩先生只回过斯贝格镇两次，看望跟前妻住在附近的12岁儿子。友人帮他照看一只猫和两条狗。他靠伤残抚恤金维生。
在事发现场的经历使他的心灵得到净化。他说：“我不轻易交友。我几乎不信任任何人。但我来到这里后已变得更宽容、更耐心多了。在这里我才知道世界上会有好人。我只需稍稍有心些。”
从他那地方来的男人不肯表露自己的感情。克莱恩先生从没在人面前掉过眼泪。但私下又是另一回事。一天晚上，他把电影《大决战》(Armageddon) 放入房间里的录像机。流星撞击纽约。世贸大厦在烈焰中燃烧。克莱恩先生猛地拽出录像带，把它使劲扔到房间另一头，然后哭了半个小时。
他明白这个城市对他而言太大了。如他所说，“我可不善于被挤来挤去。”但他留下了。他说：“只要这里需要我，我就会待下去。我想念儿子，想念我的生活。但我要是不这样做，就无法正视儿子，无法直视镜子中的我。我没什么特别的，但我觉得这里需要我。”
偿还旧债
埃米·莱奈特·史密斯以为自己要死了。那是9 年前的事，当时她住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 (Leesberg, Virginia) 的一座小木屋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过土路，把她、她的男友和另一个朋友所坐的大众牌中型面包车卷入溪流。
车子开始进水。她爬到车顶上。无情的洪水抓住她，把她冲到一个水泥涵洞底下。要不是志愿消防员和救援队救了她，她可能早就在那里送命了。
磨难过去后，她心里满是感激。她的脑海中盘旋着一个想法：她欠了什么。
她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Kitty Hawk, North Carolina)，在几个餐馆打过工。去年夏天，她在一家高档餐馆做招待员，打算趁着旅游旺季攒些钱，来年1月攻读大学公共管理项目中的海岸管理专业。
“9.11”事件过后，旅游业垮了。史密斯女士饭碗不保，计划搁浅了。她当时32岁。
每年12月10日，即她被消防队员救起的纪念日，她总会为他们做些什么。她去看望消防队。为他们烘制曲奇饼。上一个感恩节临近时，她考虑可以做些什么。她说：“‘9.11’事件影响了我个人，因为我的命是志愿者救下的。”她决定去纽约协助工作。这正是偿还旧债的机会，这是发自内心的补偿。
她开着她的丰田牌皮卡于12月3日抵达纽约。她穿过荷兰隧道 (Holland Tunnel)，把车子停在运河街(Canal Street) 上的尼诺餐馆 (Nino's) 前，那里为救援和恢复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用餐。她当晚就大干起来。等待名单上的志愿者们都在等着时间更长的工作任务。她登记参加下一周的工作。几个星期后她被安排担任楼面主管，还有数额不大的报酬，每周198美元到298美元不等，这能帮她支付北卡罗来纳州住家的费用。
通过关系，她找到了住处。一名被袭击吓破了胆的男士从纽约逃回加拿大老家，她就在他的公寓里住了6个星期。
2月12日尼诺餐馆关了门，但继续用厢式货车往事发地点送饭，史密斯女士暂时回到基蒂霍克。但开办志愿者临时住宿服务的史托特女士与她联系来做志愿工作的事。她开着皮卡又回来了，计划至少留到4月份。
她说：“我不清楚。也许这是我的命运。”
离开了，但离开多久？
桑德拉·阿尔古德 (Sandra Algood) 尚未恢复到往日的旧我。她怀疑自己能否恢复。多年来，她和心中的恶魔苦苦斗争。1994年，她的婚姻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瓦解，她精神崩溃了。她靠伤残抚恤金过活，并发现自己有忧郁症倾向，4年都没有工作过。她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扎卡里 (Zachary, Louisiana)。后来她开始在当地的乡村俱乐部工作，从卖高尔夫球到在快餐部服务，什么活都干。但她一点不觉得自己像是在活着。她说：“我不过是掰着指头过日子而已。”
她45岁，离异，18岁的女儿刚上大学，16岁的儿子跟父亲同住。她则搬去与母亲同住。
“9.11”袭击事件后的日子里，她在扎卡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她献了血。一天晚上还用小费买了洗眼药水、纱布等物品，送给正要派志愿人员去纽约的一座当地教堂。后来她读到一对父女曾去纽约协助工作一周的事。她说：“我想，‘那正是我要做的’。”
为了筹钱作这次旅行，她在乡村俱乐部和邻近的大天堂赌场 (Grand Paradise Casino) 募集资金，在那里放了个广口瓶，供人们往里面投钱。她筹到大约500美元。10月3日，她带上侄女飞往纽约。他们通过英特网定了酒店，后来发现是在鲍厄里大街(Bowery) 上一个挺差劲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就住了一晚，史托特女士的住宿服务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好一点的房间。作为回报，他们返回扎卡里前给史托特女士帮了3天忙。
然而，阿尔古德女士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她打电话给史托特女士，后者说可以要她来帮忙。10月17日，阿尔古德又飞回纽约。
帮助别人的同时，她也帮助了自己。她说：“我不再害怕出头露面了。以前我害怕失败，我失去了往日的自我。有段时间我一直躲在床上。而现在我的孩子们说，‘妈妈，我们真为你骄傲。’”
但她想家了，也需要休息。三月的一天，她回到扎卡里看望孩子和狗。她的狗近来很调皮，因为它咬了她母亲，所以由她嫂子代为照看。她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正考虑着回纽约再干些志愿工作。
真正重要的一份工作
年届25岁，沙内·柯比还没找准自己的定位。他曾干过几份工作，包括他所痛恨的会计工作，还有餐馆管理。去年夏天他在加州棕榈泉 (Palm Springs) 找到一份暂时做汽车机修师的活。9月份他打算腾出一个月与友人去墨西哥。原计划该在9月11日启程。
“9.11”袭击事件发生后，他不想离开美国，怕走了就回不来了。他不想回去工作。这时他有一种冲动。他平生从未做过志愿者，但他向朋友宣布自己这回就要去纽约做志愿工作。
他搭乘一架乘客寥寥无几的航班，于9月23日到达纽约，口袋里有50美元，支票帐户里另有50美元。他坐巴士进城后乘地铁前往当时所能到达的离市中心最近的地方，那是西四街 (West Fourth Street)。他走出地铁，向碰上的第一个警察询问哪里有志愿工作可做。他被指向贾维茨中心 (Javits Center)，在基督教男青年会找到一间屋子，登记参加一项为救援工作人员提供食物的服务。他招待来人，也下厨做饭。他做的早饭渐渐出了名。他早上7点开工，一直干到翌日下午2、3点钟。他一直干到12月下旬，此后改去救世军组织 (Salvation Army) 的“泰姬陵”，那是搭在事发现场的透明圆顶大帐篷。他打扫卫生，有时也做饭和在验尸官办公室招待进餐。
这些工作令人精疲力竭，也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他说：“就在那儿，你能体验对正在发生的事的种种感受。你的心能感受到死在世贸中心的每一个人的哭泣。”
柯比先生从未把自己看成是纽约人。他一直相信纽约的固定阴暗形象，那是个骚动的地方，充满了永远匆忙、浮躁的人群。他发现事实根本不是那样。他喜欢纽约人。他喜欢纽约。
没在纽约多久他就幡然醒悟了。他不打算离开。因此，在他干煮鸡蛋的工作时就开始分发简历。他上培训课，以获得经营房地产执照。专事公司雇员搬迁的格里芬房地产集团 (Griffin Realty Group) 于2月雇佣了他。他在皇后区 (Queens) 找到一间能租得起的一居室公寓。
他一次也没回过棕榈泉。他不能肯定何时有空回去看望旧友。他现在有了新的朋友，也有了新的生活。他是个纽约人了。◇
版权(c)2001为New York Times Co. 所有。同意重新刊登。(3/1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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