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主动精神有助塑造美国国民性格……”
— 默尔·科蒂 (Merle Curti)，历史学家、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 得主
按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赠的规模，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13岁以上人口中的一半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向慈善事业捐献，每个家庭年均约1千多美元。本文探讨了慷慨之心的根本和历史原因。 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仍存在公民精神？
盛行的观点是，早期历史的美国人远比我们现在更愿意互相帮助，并参与各种公共事业和事务。对一些人而言，这几乎成了定局：我们的社会不象从前那样充满关爱，我们应当担忧在睦邻关系、热心公益、乐善好施上出了什么问题。
事实上，过去并不像记忆中那般美好，现在则远比察觉的令人满意。如今，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口比例和成分都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现在，50%的美国人都是积极志愿者。那就是上亿人之巨，换言之，13岁以上人口中每两人就有一人是志愿者。我们平均每周腾出4小时，致力于我们选择的事业。志愿服务的基本群众也在不断扩大，更多的年轻人、男性和老年公民加入其中。
我们组织起来，为所能想到的人类状况各方面服务，也愿意对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公开表明立场。我们组织起来，反对在城市变更分区、核准债券事务、改进垃圾收集、揭露漫天要价、推行平等权力，或者抗议战争。近年来我们成功地组织起来对待妇女权益、资源管理与保护、学习障碍、冲突解决、拉美裔文化与权益、老年人口、选民登记、环境、土著美国人、濒死群体、实验戏剧、国际沟通、人口控制、邻里权力、核武器控制、消费者权益等等诸多问题。志愿者的利益和影响覆盖了从社区到臭氧层以至宇宙空间的各方各面。
每4个美国公民中就有3个是慈善事业的定期捐助者，每年每个家庭的捐款超过1000美元。将近90%的捐款来源于此。基金会和商业公司固然重要，但其捐款仅占总额的10%。各收入层的人都参与其中，较低收入的捐款者往往比较富有者更为慷慨。
如此的积极性和慷慨从何而来？显然，美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参与性社会。捐助和志愿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都有所发生，非赢利性组织亦是遍布全球。但没有一个地方有如此巨大的人数、人口比例和影响。
要弄明白为什么志愿行为在这里更多见并非易事，但如果我们希望使它在后代人中持续，就必须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相关研究和文献寥寥无几；尽管如此，人们仍能着手找到解释。
这种参与多数时候被归功于我们的新教伦理和英国先祖。然而，它们尽管重要，也只是众多根源中的两个。我们所认为的犹太教－基督教欲愿也随一次次移民潮传入我们国家，他们来自瑞典、俄国、中国、印度等地，分别信奉耶稣、摩西、默罕默德、佛陀或其他圣人和先知。
对志愿行为最根本性的解释中，有一个集中在信仰的表达和对这种自由的维护上。1993年版的“独立机构”1(Independent Sector)的报告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关于宗教会众在社区服务中作用的研究为依据，它显示这些会众群体是邻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据我个人经验，越是贫困的社区，其邻里服务的作用和影响就越大。
除了宗教会众实行信仰自由、提供社区服务，这些教会机构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提出和探讨道德问题的场所。19世纪中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2 (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他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中便将志愿者组织网络视为“道德联盟”，而非服务的提供者，在这里乐善好施、对他人负责等价值广为传授，美国的一系列改革运动也由此生根。
宗教的影响固然重要，我们也不能将我们志愿行为的传统仅仅归于它有关善良的训导。相互依靠和帮助不能被忽视。独立战争时期 (1775-1781) 召之即来的民兵 (Minutemen) 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拓荒者家庭就实践了开明的个人利益的基本形式。将我们的志愿史描绘成仅仅与善良有关，这样可能体现了先辈们的最美好的一面，但是忽略了经受困境的支配和善良的磨练下，有组织的睦邻关系这一广为流传的传统。
关于志愿活动的起源，最引人注目的诸点之一是我们不应将这些特质和传统视为舶来品。在《美国的慈善事业》 (American Philanthropy) 一书中，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雷姆那 (Robert Bremner) 澄清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土著对待我们的态度比我们对待他们更具有“基督徒”式的善良。他描述土著美国人友好地欢迎我们，帮助我们适应他们的世界。读到这些，我们绝对不会再同意先前“舶来的善良”这一观念。
我们来到了一个罕有结构的国度。我们有机会一切从头开始。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几代以来头一次告别家庭内部等级。几乎不存在几个世纪的法律和习俗所形成的内在约束力，然而我们还是极度地相互依赖。正如记者兼社会评论家马克斯·勒纳 (Max Lerner) 所说，由于缺少传统的约束和家庭，我们成为“参与者的国家”，从中表现出我们的依赖性和群居性。那些新兴机构，包括教堂、工会、农民联合会、消防队及其他特定组织，成为我们社交与共同活动的网络。
认识到我们是决心再也不受国王或皇帝或沙皇统治的民众，因而我们对一切中央集权表示怀疑，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认定权力应当分散。这就意味着志愿机构要在美国完成其他国家由政府完成的职能。斯坦佛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前任校长理查德·W. 莱曼 (Richard W. Lyman) 为“独立机构”撰写了《我们该有怎样的社会？》(What Kind of Society Shall We Have?) 一文。他提醒我们，埃德蒙·伯克3 (Edmund Burke) 用以描述法国的“小分队”成为美国实现权力分散和聚合共同努力而采用的特有手段。
随着我们亲身体会如此众多公民参与的好处，其中包括这些服务带来的个人满足，我们日益全心投入到这一参与性社会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更新对人的基本智力和能力的信念。
我们从未找到比把责任交予民众并期待他们将其完成更好的捍卫自由的方式。有时我们对民众的表现可能感到失望，但民主契约依旧是最终的出路。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的忠告至今仍蕴涵着智慧和慰藉：“倘若我们认为民众本身......的启蒙程度不足以使他们用恰当的审慎行使其控制权，补救措施并非将控制权从他们手中夺走，而是通过教育来培养他们的审慎。”
我们仍然坚持《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当年所意指的。我们确实相信民众的权利和力量，而这些信念促使我们对各类事务公开表明立场，对信仰、言论、集会自由深信不疑并坚决捍卫。
如果我们同意我们的参与及慷慨的程度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的国民生活，那么就必须理解并培养导致这种多元化的根源。根本性的挑战之一是要确保美国人理解这点：存在着应对我们的问题和梦想的第三条道路。
志愿行为显然是从个人做起的，即《圣经·新约》所说的为人准则4和伸出援助之手。上亿的美国志愿者参与了广泛而非同寻常的服务和充满同情的活动。他们通过提供信息、抗议、协助、教育、医治、建造、倡导、抚慰、作证、支持、恳请、捐助、游说、示威、指引、喂养、监控等多种途径和其他方式为民众、社区和种种事业服务。
除了如此众多的人做了如此多的善事所显示的好处，确认所有这些努力对我们这样的民众的意义也很重要。所有的志愿参与坚定了我们的国家、巩固了我们的社区，使我们个人更坚强、感到更满足。
曾获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默尔·科蒂说:“强调志愿主动性有助塑造美国国民性格。”
纵观我们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公民改革运动，一再重现的是，参与、关爱以及民众能促成变革的证据为我们的社会精神添上了一抹亮色。例如，在伊内兹·海恩斯·欧文 (Inez Haynes Irwin) 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研究中，她反复强调这些妇女的精神，这不仅在于她们确立目标、实现目标，更在于她们的成功对其个人有怎样的意义。欧文写道：“她们培养相互间的同志感，其中一半是友爱，一半是钦羡，而总的是敬重。在形容一位同事时，她们首先提到的是她的精神，而她的精神永远是美好的、高尚的、灿烂的……”
当人们想到志愿事业中的伟大人物，很可能提起一些妇女的名字 — 至少在过去150年中如此，她们中有克拉拉·巴顿5 (Clara Barton) 、简·亚当斯6 (Jane Addams) 玛丽·麦克劳德·白求恩7 (Mary McLeod Bethune) 、苏珊·B. 安东尼8 (Susan B. Anthony) 、多罗西娅·迪克斯9 (Dorothea Dix) 、艾丽斯·保罗10 (Alice Paul) 、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11 (Elizabeth Cady Stanton) 、哈丽亚特·比彻·斯托12 (Harriet Beecher Stowe) 、多萝西·戴13 (Dorothy Day) 、西顿妈妈14 (Mother Seton) 、卡丽·内伸15 (Carrie Nation) 、玛格丽特·桑格16 (Margaret Sanger) 、柳克利霞·莫特17 (Lucretia Mott) 。
在我的近作《发自内心的声音：为美国的志愿者庆贺》 (Voices from the Heart: In Celebration of America's Volunteers) 中，我通过25个人的个人经历来描绘志愿活动，他们展示了他们所做的事、为什么做、以及那些经历对他们的意义。
且听部分他们的声音：
- 斯科特·罗森堡 (Scott Rosenberg) 是一名艺术家。他向有危险行为少年传授如何制作电影和录像带。他这样形容其经历：“志愿工作给五脏六腑带来自然产生的快感。当你和别人为了你所信仰的事业而工作时，会顺其自然地获得升华。工作很艰辛，但你感到精神振奋。”
- 瓦尔迪米尔·约瑟夫(Valdimir Joseph) 是一名大学顾问。他设立了“内心力量”组织 (Inner Strength) ，为非州裔美国青年男子提供指导。他说：“每个人都有可贡献的。与其他志愿者共事给了我力量。他们也在奋斗。看到志愿者与这些孩子建立了关系，看到他们都在成长，我感到力量倍增……我见过的所有志愿者都给他人的生活带来变化，即使他们每周只干两小时。”
- 安伯·科夫曼 (Amber Coffman) 才十几岁。她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并这样概括她的感受：“这就是几个志愿者周末聚在一块，真诚地付出，因此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本不想做午饭，却还是早早地起床。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付出的感觉真美妙。一旦你真诚地付出自我，一生中就会与此形影不离。”
- 约翰·加图斯 (John Gatus) 是一名退休蒸汽管装修工，督查对付犯罪团伙的街头巡逻。他说：“志愿工作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你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变化，你能亲眼目睹的变化。你不需要政客或警察告诉你情况有所改善。你能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变化，并且你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是社区的一部分。”
- 凯瑟琳·佩纳 (Katherine Pener) 为术后乳腺癌患者当了22年的咨询指导。她宣称：“我保证所有志愿者都会在情感上、生理上、心理上感觉更好，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什么(志愿工作) 。我所认识的志愿者都笑容满面。对他们来说，付出的时间比能得到的任何报酬都更珍贵。”
志愿者通常携手共事，来扩大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和增强工作效果。已有逾一百万个慈善组织在美国国内收入署 (U.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正式注册登记。它们小到社区组织，大到全国性改革运动。这个数字不包括大多数宗教会众、互助团体、及美国癌症学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那样的大规模全国组织的地方分支。尚未计算在内的还有一些不那么正式的组织，其关注和参与的范围从产前护理到公墓埋葬无所不包。全部计算在内，总数至少达三百万，且有增无减。
志愿组织中有大学、博物馆、医院等主要机构；有美国心脏学会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等大型全国性运动；也有涉及几乎所有事业和关注面的地方组织。
志愿组织大体上担任三个角色：服务(例如青年旅馆)，倡导(例如“为印第安人争取机会的美国人”[Americans for Indian Opportunity])，争取权力或权利(例如全国妇女组织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
志愿组织向个人提供各种相互联系，它们涉及包括信仰表达、互利项目在内的私人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事项。这些关系中大量是非正式的，但也有许多需要有某种组织结构，这就导致了各种协会的诞生。
不管人们的兴趣是野花或民权，关节炎或洁净空气，东方艺术或阅读能力，濒危群体或待产胎儿，相关组织都已在运作中；如果这些组织与我们的兴趣不一致，那么我们大可着手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仍是美国奇妙之处。
约翰·加德纳 (John Gardner)是一名社会活动分子，一度是政府官员。他声称“美国社会几乎所有的重大突破都植根于志愿事业。
“如果志愿者和志愿组织从我们的国民生活中消失，我们美国人的特征就不那么明显了。这一事业增强我们的创造力，激活我们的社区，培养个人责任感，激励社会基层的生活，并提醒大家我们生来自由。志愿事业的活力源自良好的土壤 — 公民自豪感、同情心、慈善传统、强烈的解决问题的欲愿、个人责任感，以及对齐心改进我们的生活这一伟大的共同任务无法抑制的责任。”
面对我们的最严重的问题，同情、精神和力量的结合经常带来转机。癌症、贫困等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成千上万侧重在服务、预防、公众意识和公共政策上的志愿者。
通常，当人们援引关于志愿者的力量和影响的事例时，他们谈及遥远的过去，诸如奴隶制、妇女选举权和童工法律等问题。尽管这些事例很重要，不断重复它们倾向于证明那些重要事件现在已不那么可能发生。
我的个人(研究)经历充分表明，就在过去25年里，在一系列人类问题上公民的影响呈现出绝对爆炸之势。例如，仅在过去20年里，志愿者打破了几个世纪来对濒死群体的需要的漠不关心。他们的高尚运动造成的结果是，现在几乎每个社区都有收容所为绝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解脱援助。
就在最近，志愿者的热情、勇气和坚毅使得国家和所有地区承认我们必须为后代保留宝贵的水、空气和土地资源。这种道德及实践现已扩展到地方和国家所有形式的资产，包括沼泽、林地、农田、历史建筑和整个市中心。
志愿者公开表明他们代表着弱智儿童应有的尊严并为他们提供适当服务。志愿者以他们的突破为许多人指明道路，使他们有勇气采取同样的举动，为脑瘫、自闭症、学习障碍和其他数以百计的、几十年前从未听闻的问题贡献力量。
随着嗜酒者互戒协会 (Alcoholics Anonymous)的成立和发展，志愿者开创了互帮互助的典范，现在这已扩展到几乎所有的严重个人问题上。几乎每个社区中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饱经考验后向那些新近遭遇了子女夭折、乳房切除、抑郁、中风和身体虐待等面临危机的人伸出援手。
自始至终，有一群人将艺术和文化机遇的重要性和可得性作为文明社会核心部分加以推广。汹涌澎湃的志愿行动之一及其影响涉及社区戏剧、舞蹈和音乐，它们提供了实现创造力、享受创造力的机会。
志愿行动名单几乎无止境地延续着，其中有学前教育、日托、社会服务、癌症控制、消费者权益、人口控制、冲突解决、族裔博物馆、婴儿早期护理、老年人独立生活、少女怀孕、药品滥用和职业培训。它们在美国的大地上比比皆是。
通过我们的志愿主动性和独立机构，更多的美国人得以自由地信仰，安静地学习，得到充满同情的照料，富有创意地试验，卓有成效地服务，积极地倡导，慷慨地贡献。这些国民秉性始终绚丽多彩，并将绚丽多彩地持续下去。◇
1 一个建在华盛顿的非赢利性组织的联合体。 — 编注
2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变革》等。 — 编注
3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党政论家、下院议员，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行自由和解的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 — 编注
4 这里指的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所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 编注
5 克拉拉·巴顿：（1821-1912），美国行政官员。南北战争期间从事战地救护工作。于1881年组建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 — 编注
6 简·亚当斯：（1860-1935），美国社会改革家、和平主义者。于1889年建立芝加哥贫民福利与教育中心－赫尔堂（Hull House)。她并为和平及其他许多社会改革而奔忙。她于1931年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 编注
7 玛丽·麦克劳德·白求恩（1875-1955），美国教育家。她献身于改进种族关系与美国黑人教育机会的活动。她是参加1945年召开的首次联合国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 — 编注
8 苏珊·B. 安东尼：（1820-1906），美国女权主义领袖与主张妇女选举权者。在使已婚妇女在孩子、财产与工资上享有法律权利的立法上，她做出了贡献。她是诞生于1869年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的发起人之一。 — 编注
9 多罗西娅·迪克斯：（1802-1887）， 美国慈善家、改革家和教育家。她是给予精神病患者专门医疗运动的先驱者。 — 编注
10 艾丽丝·保罗：（1885-1977），美国女权主义者。她于1916年建立全国妇女党（National Woman's Party)。国会第一次审义的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就是她于1923年所撰写的。 — 编注
11 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1815-1902），美国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她帮助组织1848年于纽约州塞尼卡瀑布（Seneca Falls, New York）召开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她为大会撰写了号召对性别不平等上长期存在的歧视做法进行改革的宣言。 — 编注
12 哈丽亚特·比彻·斯托：（1811-1896），美国作家，她于1852年发表的反对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并推进了废奴运动。 — 编注
13 多萝西·戴:（1897-1980），美国记者与改革家。她是于1933年发行旨在推进和平主义和社会公正的《天主教工人报》（Catholic Worker）创办人之一。 — 编注
14 西顿妈妈：（1774 -1821），人称圣徒伊丽莎白·安·贝利（Saint Elizabeth Ann Bayley）为西顿妈妈。美国宗教领袖。她是有5个孩子的寡妇。1805年皈依天主教。曾在马里兰州（Maryland) 创办教会学校，并于1809年建立新的修道会“慈善修女”（Sisters of Charity)。她是第一个死后被封为圣者（1975）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 编注
15 卡丽·内伸：（1846-1911），美国禁酒斗士。她曾多次袭击酒馆，用斧子砸碎酒瓶并捣毁家具。 — 编注
16 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美国护士。她大力宣传节育，并于1929年创建后来成为计划家长联合会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的组织。 — 编注
17 柳克利霞·莫特：（1793-1880），美国女权主义者与社会改革家。她积极参与反奴隶制运动。与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共同召开1848年于纽约州塞尼卡瀑布举行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 — 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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