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真相几乎总会带来巨大的个人牺牲, 显然这就是检举人要求匿名的原因。但本文作者指出,这么做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道德上都是错误的。杰弗里·维甘德(Jeffrey Wigand) 的检举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他有可信度，并且他挺身而出公开一切。 发现公司或组织内部出现腐败时，知情者在道德上有明确的义务把这些抖落出来。可是，这义务包括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保持匿名，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让我们看一看发生在杰弗里·维甘德身上的一切。他曾负责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研究工作。为回敬1993年公司将其解聘，他公开了令公司尴尬的真相，其中包括已于1996年去世的公司执行总裁小托马斯·E·桑德弗(Thomas E. Sandefur Jr.) 向国会隐瞒公司了解烟草使人上隐实情的证据。维甘德先生说，法律和人身侮辱和威胁就像风暴一样降临到了他和家人的头上。
维甘德先生挺身而出公开一切，为就吸烟危害性而对烟草公司的第一次胜诉铺平了道路。但他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个人代价。别人了解了他的经历也许会说“我可以揭发，只要不公开我的名字。”
这么做看似得当，但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道德上，却适得其反。在很多案例中，当然不包括暴力犯罪，鼓励匿名告密都是错误的。
首先从道德上来讲，如果你认为某件事是错误的而且必须改变，那么匿名就不应该是先决条件。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法学教授、《正直》(Integrity) 一书作者
斯蒂芬·L·卡特 (Stephen L. Carter) 说：“要是因为害怕遭受报复而不敢维护原则的话，那么那些又是什么原则呢？”
不予理会的控告当然达不到维护原则的目的。匿名指控往往被认为是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而被搁置一边，比如说一名对公司不满的雇员或一个竞争对手。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 (University of Nevada，Las Vegas) 刑事犯罪学教授、《成功举报所属工作单位》(Whistle-Blowing at Work)一书作者泰兰斯·D·米特 (Terance D. Miethe) 说，维甘德先生的举报产生了应有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检举材料来自一个有能力知道的人。“匿名举报的最大问题是往往不会带来任何实际行动。”
即便是像设于华盛顿的政府责任计划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Project) 保护举报人的组织，也意识到控告的效果与确定的来源紧密关联。该计划的法律主任汤姆·迪瓦恩 (Tom Devine) 建议举报人“能坚持匿名多久就多久。”但“你真要想促使变化出现的话，” 你迟早“必须公开作证。”
像迪瓦恩先生这样的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确实有报复事件出现。量才录用或提升文职人员制度保护委员会 (Merit System Protection Board) 是一个政府雇员组织。该组织于1992年对揭发过所见不当行为的近 1500名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 。23%的被调查人说他们曾受到口头骚扰或恐吓，1%的人说他们被解雇了。
虽然联邦和州法律向举报人提供一些保护，但这一般只适用于向权威当局举报那些可能违法的行为。如果你向高层领导举报你的上司用不正当的手段占有他人的工作成果，那你就得孤军作战了。
尽管有法规保护举报人不受官方报复，但没有任何措施来阻止那些同事给举报人的生活带来麻烦。法律毕竟没有规定人们必须和那些采取正义立场的人交朋友。而且，包括米特教授在内一些专家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与孤立无援的雇员不同，公司有财力可以花钱雇律师打多年的官司持久战。
哈特福德(Hartford)的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商务副总裁派特里克·J·格那佐(Patrick J. Gnazzo)说他相信公司企业会得益于鼓励举报者，而不是压制举报者。他说：“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雇员为一个想正当从事的公司工作，他们不会因为揭了疮疤而感到不自在。可问题是这不是个完美的世界。”
尽管一些公司力图营造一种使人感到自在的氛围, 并因指正错误而得到支持。但现实是按道德行事，生活不得安宁，没有任何恶行会得到纠正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危险，那些仗义执言的人被认为是勇气可佳，其言可信。这也就是那些把自己包裹在卡特教授所称的“匿名控告文化”中的人不被认为如此的原因。◇
版权所有(c)1999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经同意重新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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