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离开白宫时，被认为是政绩最差的美国总统之一。但是自那以后，卡特频繁出访世界各地，到处倡导民主和人权事业,证实自己是最受尊敬的卸任总统。但是，他个人影响最大的地方还是他的祖国。在这里，他拿起自己的锤子，帮助穷人建造经济适用住房。（本文描述了1998年他参与休斯敦[Houston]建房项目）。卡特卸任后的生活表明，使人伟大的不是权力，利用权力和影响所做的事才是伟大的真正标志。 在亚特兰大(Atlanta) 一间窗户上饰有白鸽子图案的办公室，吉米·卡特正在阐述一些使某些人感到局促不安的信念，他那欢快的佐治亚 (Georgia) 口音婉转地传达了坚定的信心。
卡特说，“当今世界最大的歧视莫过于富人对穷人的歧视。”他补充道，他所谓的“富人”，指的是有饭吃，有房住，受过适当的教育，有得体的医疗保健和对未来抱有些许希望的人。
他说：“我们无意歧视他人；我们可能是善意的。但你们的读者中有多少人与穷人家庭熟到可以串门的地步呢？能去喝一杯咖啡吗？知道他们的处于青春期的子女的名字吗？或者，更难做到的，邀请他们来（读者）自己的家吗？我们关心穷人，我们去教堂，我们谈论他们，但我们真的伸出过援助之手吗？”
自这位美国第39任总统作为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领袖努力工作和经受艰难以来已过去了20年。今天，他正在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接受一次采访，该中心是一块点缀着花园的飞地，在一个由圆柱形大厦组成的建筑群内，远离华府政坛风云。自1982年以来，他一直在这里为一个人权和自由的国际目标而奋斗。这一全球目标如此广泛，其意向如此热情，堪称世纪目标。
自1980年竞选联任失败以来，卡特将其精力转向骄阳烤焦的非洲平原。在那里，卡特中心的计划向贫困的农民显示如何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转向赞比亚和尼加拉瓜等地的羽翼未丰的民主政权，在那里，卡特中心的工作人员监督首次民主选举；转向海地、北朝鲜及其他热点地区的紧张谈判，在这些地方，卡特以不流血的方式化解冲突；转向瘟疫肆虐的第三世界的穷乡僻壤，在那里，卡特的医疗计划送走了为害数百年的瘟神；转向美国城市的贫民窟，在那里，复兴计划正在寻求解决难以解决的灾难；转向人民的内心深处，卡特的妻子和志同道合的同事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正在努力消除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侮辱。
还转向美国和世界各地贫困城市和乡村。自1984年以来，前总统卡特允许国际人类栖身地 (Habitat for Humanity International) 组织以他的名义实现年度吉米·卡特工作计划(Jimmy Carter Work Project)。卡特每年抽出一个星期，穿上蓝色牛仔裤，系上木工围裙，为穷人盖房造屋。今年的建房地址选在休斯敦(Houston)。从星期一开始，卡特和6千名志愿人员将为贫困家庭建造1百所低成本住房。在建造过程中，这些家庭要提供帮助，然后用无息贷款买下房子。这一工作计划一直是个新闻事件，今年将会更加轰动，因为在一星期内建造1百所住房将创造一个新纪录。
今天，在佐治亚州这个潮湿的日子，卡特抽出时间与4名来自苏格兰(Scotland)的学生聊天，这4名学生全是附近埃默里大学 (Emory University)的奖学金接受者。卡特坐在一个很大的椭圆形房间内的一条长桌前端，屋内装饰着一个很气派的插着旗子的台架和一个巨大的闪闪发亮的枝形吊灯。这些学生外表整洁，穿着裙子和套装，略显局促不安，听了卡特的笑话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以清脆快速的口音回答他的问题。
卡特现年73岁，看上去非常健康。他满头白发，喜欢露着牙笑，这标志性动作曾被许多漫画家在报章杂志上无数次描绘过。他讲话时带有那种温柔的、南方人特有的语调，曾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回荡了4年之久。此时，他身着开领衬衫，轻松自在，面容慈祥，一个膝盖顶着桌子。当一名年轻女生提到她曾在亚特兰大一所内城学校兼职时，引起了卡特的注意。他问道，你学到了什么？
那名女生轻声说，“它使我了解了很多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而且以前我也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嗯，经济多样化。”
卡特补充说：“有这种机会的美国人寥寥无几。”
如果在卡特离职后他的生活有主旋律的话，那就是富人和穷人以及他们之间的鸿沟。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让人联想起当年加油站前的长队、人质危机和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许多学者现在认为，这些悲剧并非他一手所造成－尤其近年来却成为与这些悲剧完全不同的事物的象征。卡特使人对前总统刮目相看，独辟蹊径成为全球基层人道主义活动家及世界和平缔造者。一些人说，卡特已达到了圣雄甘地1(Gandhi)、艾伯特·施韦策2(Albert Schweitzer)或德肋撒嬷嬷3(Mother Teresa)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卡特倍受尊崇。任何一天都有纷至沓来的本国及其他国家的领袖、政要显贵和活动家们，在他的办公室倾听他的意见，汲取他的智慧。
卡特的所有努力都只为一个目标：缩小贫富间的差距。卡特说，这就是“人类栖身地”的真谛：伸出援助之手。
了解卡特参与“人类栖身地”的活动，便可在很大程度上了解这个人。
毫无疑问，“人类栖身地”中有信仰因素。这一形成于1976年，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计划利用了“锤子神学理论”，以使耶稣基督（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木匠）的福音付诸实施。卡特可能是名气仅次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的南方浸礼会教友。他对“信于心，见于行”这一思想坚信不移（卡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4。”）。
但是，他也被“人类栖身地”的接受所有人的“大帐篷”神学理论所吸引。这一理论欢迎所有人去建房工地 — 无论是志愿者还是房屋拥有者 — 不管来者持何信仰或信条，或是无所信奉者。这正好符合卡特自己逐渐形成的普世教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见于《活的信仰》(Living Faith) 一书。这是自担任美国总统以来他撰写的13本书（包括诗歌和一本儿童读物）中的一本。这本书记述了多年来基督教信仰支持他的力量。他说，所有的信仰传统都基于相似的原则，都应受到尊重，这种观点在“人类栖身地”工作场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根据《活的信仰》记载，在许多方面卡特有个理想的童年：充满教会训诲和应干的零杂活、对父母无比忠诚，以及礼拜日家庭大聚会上饱尝炸鸡和土豆泥。但是，在此之外，不可逾越的偏见却阴魂不散。卡特逐渐将这一鸿沟视为阿彻里黑人和白人挂在脖颈上的一块“磨石”。惟一敢于跨过这一鸿沟的人是他的母亲莉莲(Lillian)（或日后闻名于全国时的称呼“莉莲小姐”）。她是名注册护士，曾以朋友和乡村医生的身份为她贫苦黑人邻居服务。这些邻居支付的报酬是鸡或鸡蛋。藐视种族隔离常规使卡特的母亲有“古怪”的名声。
卡特咧嘴一笑，将一只脚放在矮桌上说道：“人们没有指责我妈，他们只是认为她很古怪，并没有去干扰她。”
卡特的母亲后来在70多岁时效力于派往印度的和平队(Peace Corps)。卡特说，她的影响是促使他将人权作为他担任总统时对外政策基石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的高潮是1979年签署《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 即具有历史意义的埃以和平计划。他母亲的影响帮助并促进了他目前在卡特中心的工作：在世界各地倡导和保护人权。他说，这一影响是他倡导“人类栖身地”的因素，该计划通过使富人和穷人同处一地，使他们发现彼此的基本人性，从而跨过了鸿沟。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卡特与“人类栖身地”结下不解之缘。他为希腊东正教(Greek Orthodox)大主教雅科沃斯(Iakovos)举行的庆祝活动上讲道后，在纽约市内慢跑时决定经过一个正在施工的“人类栖生地”工地。这是一幢有19套公寓的建筑。他看到一群志愿者（主要是大学生）不知所措地站在横七竖八的木料中。卡特为他们“感到可怜”，并不经意地提到他和罗莎琳应该抽空帮帮他们。
卡特说：“还没等我弄清怎么回事，我们设法搞了一辆福特牌面包车，把我们6个人从佐治亚拉到纽约。”
6个人最终扩大到50人，福特牌面包车也换成了路径(Trailways)长途汽车公司的大客车。那年，卡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睡在地板上。第二年，他回来完成了那公寓计划。自那以后，15年来，他每年在美国各地参加各种建房计划，去过芝加哥(Chicago)和迈阿密(Miami)，1997年去了肯塔基州(Kentucky)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的工地，以及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加拿大和匈牙利的海外工地。志愿者的人数逐年大幅增长。1999年，在完成休斯敦创纪录的项目后，卡特将前往菲律宾帮助盖房建屋。
与盖房建屋同样重要的是媒体的关注，它可以将为贫困工人（“人类栖身地”的目标群体）提供经济住房的话题摆到桌面上。卡特说，这一计划得到广泛认可的部分原因是，它是不分党派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可以在计划的理论中找到共同基础：帮助穷人的社会行动，与此同时，避免令人忧虑的“不花力气而坐享其成”。
卡特说：“我们通过平等相待向人们显示，我们是他们的伙伴。这不是慈善行为，不是施舍。”
也不搞铺张奢华，这些房屋朴实无华，没有家具，但主要设施一应俱全，有草坪和简朴的花园。卡特与其他志愿者一样，遵守严格的工作时间表。他说，每次项目竣工都令大家激动不已。他经常流淌眼泪。
卡特说，“第一天晚上我们和人们见面时，几乎没有人相信到周末时会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不敢相信，因为政府和其他人让他们希望落空的次数太多了。”
米勒德·富勒(Millard Fuller)和他的妻子琳达(Linda)共同发起了“人类栖身地”。他说，事实证明，卡特对这一计划的支持意义不可估量。
22年前创立的“人类栖身地”已成为传奇。当时，富勒是位拥有百万资产的年轻企业家。在琳达因他的工作狂离他而去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倾其所有捐给穷人。俩人破镜重圆后，搬到了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Americus)附近基督教社区科伊诺尼亚5农场(Koinonia Farm)，在那里播下了他们为穷人盖房的思想种子。
时至今日，“人类栖身地”国际计划已在50多个国家建造了6万所住房。它已跻身于美国住宅建筑商20强之列，并且是规模最大的非盈利性住宅建筑组织。他说，卡特为这一使命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使这项工作引人注目并获得信誉，”富勒说。“他使人们再也无法借口推辞。因为，如果一位前总统肯花一个星期从事劳累的体力劳动，其他人又怎能说自己太忙了呢？”
卡特今天得到的爱戴和尊敬反映了他的形象已与1984年大不相同。那时他仍然未能摆脱他当总统时的阴影，被要求在电视黄金时段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不要出现。马克·罗泽尔(Mark Rozell)是美国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卡特重塑形象的著作。他指出，时间证明对卡特的总统后遗症有良好疗效。罗泽尔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人们的事后认识。
他认为，“他当总统可谓时运不济。毫无疑问，卡特个人对他在任时出现的许多危机没有责任，许多人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罗泽尔说，面对里根政府的伊朗门事件及其他“小”失误，批评卡特任总统时“微观管理”不利的声音降低了；同样，对于卡特过分坚持原则当不了好总统 — 或至少太坚持原则而不轰炸伊朗（伊朗在卡特争取连任竞选失利后，最终释放了它扣留的50名美国人质6）－的指责，在近来华府麻烦不断的道德氛围中显得十分可笑。
克林顿总统不止一次在外交政策出现燃眉之急问题时将卡特作为可信赖的顾问会见他进行磋商。罗泽尔说，改变的不是卡特，他还是老样子。或许，卡特更适合外交使命和利他主义行动，不适合与国会为了妥协而讨价还价。此外，卡特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在20世纪70年代他任职期间使他有些奇异。他的信仰没有一丝虚伪或利用别人的想法。
的确，要想全面地认识卡特，必须了解他的信仰。他的一言一行都源于信仰。作为普莱恩斯的马勒纳瑟7浸礼教会 (Maranatha Baptist Church) 成员－保守派逐渐占上风的南方浸礼会的温和派－卡特教颇受欢迎的主日学课，通常可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来访者。他授课的特点是采取相互交换意见和问答的方式，（像“人类栖身地”一样）寻求将《圣经》的真谛应用于现实世界。
卡特可以像最善于引用《圣经》的人一样得心应手，他也研究那些博学的神学家。阅读《活的信仰》，你会发现一个冥思苦想上帝的人。他得出的结论：归根到底就是爱。他直言不讳地在自己的教派内及世界各地批评原教旨主义，指出当人们“将自己的信仰等同于上帝的实际教诲”时它得以兴旺。
卡特坚定地指出：“这意味着，任何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必然误入歧途，因而遭其贬黜，最极端的情况是低人一等。社会中的仇恨、不信任和缺乏宽恕精神，大多是由宗教信仰和自我吹捧的人造成的。”
“这和我对基督的教诲的理解截然不同。基督说，领头的是众人的佣人8，并且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对他人无私和慷慨大方。”
这也正是吉米·卡特工作计划的核心所在。
休斯敦的工程峻工后，按该计划在美国各地建筑的住房总数将达480所。7天之内建造1百所住房的后勤工作是相当艰巨的。约6千名熟练的和不太熟练的志愿者将把长度达46万米的木料钉在一起，吃掉70万份份饭，在休斯敦的烈日下，喝掉用4.5万公斤冰冷却的16万升水。与他们同在的是一位前美国总统和他的特工人员，并受到当地、全国及国际传媒的密切注视。
尽管如此，休斯敦“人类栖身地”执行主任迈克尔·舍尔(Michael Shirl) 牧师仍然稳坐泰山。他驾驶着他那紫红色面包车穿过位于第二区和第五区的3个主要工地。此时，计划建造的房屋不过是一些中间伸着管子的水泥板而已。在一尘不染的休斯敦“人类栖身地”仓库，身着白色制服的州监狱囚犯正忙着将房屋木板钉在一起，并将装有洁具、灯具和电扇等物品的住宅“包”组装起来。舍尔驱车穿过的街区一片萧条景象，到处是断壁残桓，被丢弃的杂货推车，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房屋。男人大白天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前台阶上。癞皮狗四处溜达。
但是，他后来驱车经过1988年建造的，位于第5区内的第一个“人类栖身地”小区时，看到的是整齐干净的院子，花草茂盛的花园和睡在前门廊的宠物。舍尔说，“人类栖身地”是种子和催化剂。第5区的开发是在第一幢“人类栖身地”住宅建造后才开始的。现在，这里有一家银行、一个杂货店和一个发展中的金融服务中心。他说，拥有住房带来自豪，进而带来人的尊严。与该计划在全国的分部一样，休斯敦“人类栖身地”从未出现房屋拥有者不偿还贷款的问题。
“在145份抵押中，我们在没有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情况下，收回了一份房契，”留着花白胡须、和蔼可亲的浸礼会牧师舍尔说道。
休斯敦递交了一份7.5厘米厚的招标书，在与25个其他“人类栖身地”分部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承办卡特工作计划的权利。舍尔直觉地认为，休斯敦有可靠的乐善好施的基础－教会、公司和市民组织－会慷慨相助使建造1百所住宅的工程得以完成，而休斯敦也的确不负众望。
舍尔驱车经过卡特将要工作的地方，这是第5区萨科维茨街(Sakowitz Street)的拐角地段。舍尔说，这位前美国总统将与其他志愿者一起睡在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他说，卡特总是坚持要传媒在施工期间尽量不要兴师动众进行报道，这样他才能集中精力工作。他补充说，当然，他的特工人员也将在场，但他们可以脱掉笔挺的套装换上工作服。
舍尔说，卡特总是会与那些得到住房的家庭见面和握手。这一前景令玛丽亚·帕斯(Maria Paz)喜出望外。她几乎不敢相信很快便会拥有自己的住房，更何况还与一位前美国总统握手。她父母年久失修的房屋座落于休斯敦无数破败街区中。她坐在房后一间由车库改建的闷热狭窄的住房里，上嘴唇冒着汗珠。上星期，她的空调坏了。有着褐色眼睛的4岁双胞胎儿子克里斯和克鲁兹·罗德里格斯(Chris and Cruz Rodriguez)正在他们母子三人自俩兄弟出生以来便同住的一间卧室内看一部“蝙蝠侠”影片。她说，他们的父亲，即她的前夫，现住在墨西哥，很少寄钱来。
帕斯最初从她的表妹那里听到“人类栖身地”时，无法相信真有这回事。它听起来好得不像是真的。而最初的确如此：当时28岁的专职档案管理员帕斯因信用卡债务问题最初并未被该计划接受。后来，她按照该计划联系人的建议，进行了信贷咨询。她利用一笔所得税退款偿还了欠债。于是，她被“人类栖生地”接受，并参加了各种“人类栖身地”规定的有关预算和住房所有权的课程学习。她投入了她的“财产增值劳动”－300小时的“人类栖身地”志愿工作－她将最后的劳动投入给自己建房上。
舍尔说，在通过卡特工作计划购房的人中60%是单亲家庭。申请人被电视、广播和贫民区广告牌上的广告所吸引。申请人的年收入（一个四口之家）必须在1.1万至2.3万美元之间9，并要对该计划作出承诺。帕斯为她的住房贷款每月支付约300美元。她总忍不住要开车经过她未来住房的场地。她已经去过几十次了。她说，她儿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将拥有一个可以安全地在里面玩耍，有围栏的院子了。
帕斯惴惴不安但却兴奋地说：“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未来生活的第一步。我靠的是我自己，为我的儿子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卡特说，“人类栖身地”的确改变了生活。
他喜欢讲一个费城(Philadelphia)妇女的故事。这位妇女十多岁的几个儿子总是在街上逛荡。每次电话铃响，她都害怕是警察打来的。但后来，她得到了她的“人类栖身地”住房。
“她告诉我说，‘现在，我的儿子们不再在大街上闲逛了，还往家带他们的朋友。’他们曾为自己以前的住房感到羞耻……。我们中间那些一直拥有体面住房的人是无法想像没有自己的住房是什么滋味。”
富人、穷人和贫富差距。这就是卡特中心关注的领域。它包括休斯敦的帕斯；非洲那名因母亲无法种植足够玉米而营养不良的婴儿；也门那位染上麦地那龙线虫的村民，这种寄生虫可在体内长到1米长，然后从皮肤水泡中钻出。它还包括饱受盘尾丝虫病之苦的拉美男子，盘尾丝虫是致盲的另一种寄生虫；波斯尼亚那位在一场流血政变中失去儿子的年轻母亲；那位一生都不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的人。包括所有在独裁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们。
通过卡特中心的努力，麦地那龙线虫几乎被消灭了；盘尾丝虫病也濒临灭绝。迄今为止，卡特中心共在12个以上的国家中对多党选举进行了监督，精心编写了无数有关人权的文件。这一切形成于卡特离开白宫后目睹他的中东和平计划停滞不前而产生的沮丧心情。他当时只有56岁。有一晚，他半夜醒后，同罗莎琳谈了起来－她不仅仅是他的终身伴侣。他们在想，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我们的工作呢？今天，有180名工作人员的卡特中心颇似一个小联合国，在65个以上的国家中有自己的项目。在该中心的赞助下，卡特和已故的休斯敦慈善家多米尼克·德梅尼 (Dominique de Menil)设立了他们一年一度的10万美元的人权奖。通过它，15个以上的拉美国家在民主改革中得到了帮助。
拉美项目主任罗伯特·帕斯特(Robert Pastor)说：“我们每天都接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新请求。”他说，卡特出访拉美时，既是为他任总统时的人权纪录，也是为他现在的努力，拥挤的人群中经常响起“自发的掌声”。帕斯特说：“许多人了解他的工作，并对美国更抱有好感，这完全是因为他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
提到他近乎圣贤的地位时，卡特拘谨地变换坐姿。他幽默地说，他希望给人们留下“一名好祖父”的回忆。他想让“和平与人权”这些词汇永久地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卡特笔耕不辍，又撰写了一本有关退休岁月可能是一个人大显身手的时光的书，名为《步入老年的优势》(The Virtues of Aging)。问到他是否觉得现在比当总统时更有成效，他停下来沉思了片刻。
卡特说：“我现在没有任何权力。我没有当总统时的资源和金钱。但我的确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国外。我可以促使人们去为自己做事。在许多方面，我离开白宫后的工作经历的确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满足的阶段。是的，现在比当总统时更有成效。”◇
1. 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有“圣雄”之称，首倡“非暴力抵抗”，印度独立后(1947)，被印度教极右派份子杀害。－编注
2. 艾伯特·施伟策(1875-1965)：法国神学家、哲学家、赤道非洲传教医生，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编注
3. 德肋撒嬷嬷(1910-1997)：印度天主教仁爱传教会创建者，在加尔加答设立许多服务所，救济贫民、残疾人和重病患者，获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编注
4. 《圣经·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编注
5. 科伊诺尼亚：这是个希腊词，原意为“团契、联系、共享、交往”，在《圣经·新约》中用以表示“初期教会”。—编注
6. 阿亚图拉·霍梅尼掌权后，美国向患病的伊朗国王提供庇护，从而激怒了伊朗新政府，它怂恿激进学生攻击美国大使馆，并将66名美国人扣为人质。尽管卡特离任前不久释放人质谈判成功，但因他未能及时解决人质危机，以及1979年拯救人质行动灾难性失败，注定他竞选连任失利。—编注
7. 马勒纳瑟：由阿拉姆语的两个词组成，意思是“主来了！”或“主来吧！” —编注
8. 《圣经·新约 》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佣人。”—编注
9. 1999年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为年收入约1.7万美元。—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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