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阿密(Miami)时任市长因在1997年竞选中其对手在缺席选票中大获全胜而使他落选后，当地报纸的记者们便开始进行了一些调查。他们从1997年至1998年刊登的若干篇系列报道最终赢得1998年普利策奖 (The Pulitzer Prize)中的调查报道奖项，更重要的是推翻了原来的选举结果，并使市政委员会主席以舞弊而定罪。 朱迪·米勒 (Judy Miller) 俨然像个时刻处于进攻状态的将军，所以这位《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 的城市版副编辑召集她的小组人员商讨策略时，在这个“作战室”的气氛中，一切命令干脆利落。
蹊跷的1997年迈阿密市长选举后的第二天早晨，米勒发动了一场两面夹击，目标却是一个：证明或是否定这样的指控。由于有大量的舞弊选票改变了选举结果，使时任市长乔·卡罗洛 (Joe Carrollo) 在选举中失利。卡罗洛在民意调查中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却在缺席选票中被挑战者泽维尔·苏亚雷斯(Xavier Suarez)以2:1的优势击败。缺席投票所导致的压倒性胜利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占了选票总数史无前例的11% 。
米勒小组的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政治方面的采访，探究苏亚雷斯及其政治伙伴市政委员会主席温贝托·埃尔南德斯 (Humberto Hernandez)这一阵营中所发生的一切。另外一部分人的工作重点是选民本身，挨家挨户鉴别选票真伪。
在以后4个月里的一系列每日和周末的报道中，两个小组一起收集到了几百张非法选票和疑点的证据，显示出竞选班子的舞弊行为操纵了整个竞选。结果是在一场无陪审团的审判中，推翻了原来的选举结果。上诉法院剔除了缺席选票，使卡罗洛得以当选连任，埃尔南德斯被起诉并定罪。该州通过了加强对缺席投票的管理办法，并授权竞选督察员们从名单上删除非法投票者。
《先驱报》的第一小组由市政厅记者曼尼·加西亚 (Manny Garcia) 领头，靠的是坚持不懈地与各种提供政治信息的人士合作。随着越来越多的舞弊情况被发现，加西亚和记者安德雷斯·维格鲁奇 (Andres Viglucci) 及丽莎·盖特 (Lisa Getter) 便必须设法将一条条非法活动的线索整理成由那些竞选组织者们所编织的一个协调的舞弊网。
另外一组遇到的挑战则像是侦探一样，追踪有关对象，并了解其背景。这组人的主要线索就是一份在《先驱报》内部和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的公共档案的细目清单。公共档案在查出如此众多舞弊行为过程中所显示的威力，表明它可以成为我们可能取得成功的向导，也是封锁信息会损害而不是有助于公众的一个论据。
然而这个最关键的档案资料却构成了本可使调查陷于停顿的一道障碍。根据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法律，登记选民的全部名册不能向公众公开。实际上，法律明确规定，除了候选人、现任政府官员、法庭陪审团召集官员，以及其他类似官员外，禁止向任何人透露名册。任何人即使获准得到它，也要签署一份保证不向他人泄露的声明。
米勒从一开始就很顽强，认为这样的限制无法阻止《先驱报》对选举舞弊的调查。该报先是获得了投票人名单以及其中投缺席选票的资料，然后将名单输入电脑，以图查出可能有问题的选民。
一个办法就是直接算出每家一共投了多少票，将计算结果与房地产评估师的明细单合并后，可以发现哪户投了5次、6次、7次甚至更多的票。同时还可以表明登记地址所指的非居住用房地产和闲置土地。
将选民的名单与市府雇员名单进行比较后，发现居住地点登记在市外的雇员却在市区内投票。一共发现了20多起，尽管警察和其他一些市府雇员的家庭住址没有披露。
将选民与服刑重犯相比较，得到的结果更有收获。《先驱报》发现有1百多张选票是由被剥夺了选举权服重刑的囚犯投出的。记者悉尼·弗里德伯格(Sydney Freed- berg) 利用网上提供的刑事法庭判决书目录确认了定罪，该目录有助撰写罪犯投票报道。
然而，计算机的工作只是开始寻找假选民。电脑比较并列出了那些在即将选举前把选民登记转入市内的潜在无效选民的内情通报，然后按选区一个一个划分。米勒发起了一个“不惜磨破皮鞋”运动，与来自各部门的10多个记者开动员会。每个记者被分派在几个选区，查清每个有疑点的选民。这些记者分头行动，遍布全城，挨户拜访。
较早就学会的是，怎样提出最恰当的问题以发现该住房登记的是假选民。记者们没有直接询问选民的姓名，而是对前来开门的人询问该房子登记选民的姓名。如果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得支支吾吾，那么记者就会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记者们发现了近1百张选票是由住在城外的人将选民登记转到了迈阿密后投出的。
要想证实在选民登记上弄虚作假并非易事。《先驱报》利用上网查询驾驶执照和车辆登记的信息，还有“宅地”免税和就业记录，以证明选民登记有假。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就是来自那些母亲们的简单回答，“他已经不住在这里了。”
挨家挨户查询的小组成员包括本市记者阿方索·查迪(Alfonso Chardy)、康妮·普拉特(Connie Prater)和约翰·兰蒂瓜(John Lantigua)、来自塔拉西市(Tallahassee)州府分社的泰勒·布里奇(Tyler Bridge)，来自基威斯特(Key West)分社的玛丽卡·林奇(Marika Lynch)以及来自迈阿密郊区分社的桑德拉·马尔格斯·加西亚(Sandra Marquez Garcia)和里克·杰维斯(Rick Jervis)。
另外一项公共档案资料虽然提供了线索，但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选民名册与社会保障管理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总的死亡人员名单进行了比较，有几个选民似乎已死亡。但是加西亚和维格鲁很快就因能使选民起死回生而名噪一时。实际上，只有一名证实已死亡了的选民进行了缺席投票。而同时出现在选民名册和社会保障局总死亡名单上的人无一死亡。像其他新闻组织一样，我们发现社会保障局在死者尚未咽气前就匆忙作出结论这一点上有点问题。
维格鲁奇和另一位记者乔·坦法尼(Joe Tanfani)在选举后的一个月里写出了第一篇重要报道，列举了大多数是与埃尔南德斯竞选组织者有关的30多张无效选票。卡伦·布兰奇(Karen Branch)在同一个星期里进行了跟踪报道，采访了一位家居城外的96岁老妪，她发誓缺席选票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冒签她、她兄弟及她弟媳的名字。
布兰奇和坦法尼同时还发现现金拉票的勾当。一位选民曾对布兰奇随口说起有人给了她10美元要她去投票的事情。但在布兰奇想就此事继续跟踪时，却发现那位妇女用的是假名。她不停地回访街坊四邻，直到她找到了那位妇女，并从他人那里了解到拉票勾当是在教堂停车场进行的。人们被面包车载至选举办公室进行缺席投票，回来后每人得到10美元。
同时，“不惜磨破皮鞋组”的成员在忙于收集无效选票。米勒搞了一些微型模拟法庭，记者们在此要证明他们发现的每张选票都是无效的，并以各种公共档案为据。米勒将成堆的材料分门别类：尚未得到证实的、与某一竞选工作人员有关的无效选票，以及绰号为“无辜的傻子”的与竞选没有已知关系的无效选票。典型的引语是一位参与投票但却无投票资格的人所说的：“我的意思是，报上在说，而且哪儿都这么说‘投票，投票’，所以我就投了票。”
坦法尼和加西亚负责对“傻子”事件的报道，使《先驱报》公布的涉嫌选票的数量达到105票。卡罗洛无缘再次当选的选票差额为155票。
一星期后，塔法尼、维格鲁斯和盖特的文章最强烈地谴责了蓄意舞弊，它是一篇列举了更多无效选票的报道。这些选票均可追溯到竞选班子人员上。缺席选民和证人签名的信封属于公共档案，这是一份唯一可以接触的选举档案。一个存有缺席选票见证人的数据库，充分说明竞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与无效选票有着密切的关系。《先驱报》为报道竞选财务状况用电脑处理的竞选捐款资料，同样有助于显示候选人的亲属状况。
在该案提交法庭后，《先驱报》对舞弊案调查的深度得以显露。对推翻选举的无陪审团审判，24名潜在证人要求得到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关于不致自证其罪的保护。维格鲁斯和盖特立刻整理了一份补充报道，说明他们每个人是如何涉嫌投票舞弊案的。
在对埃尔南德斯主席的主要刑事审判中，一位警官的妻子提供了关键证据。她和她丈夫因居住在城外，所以他们的选票在《先驱报》的第一篇有份量的报道中被认为是非法选票。在她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位妇女同意让参与埃尔南德斯助选的一位朋友，将这对夫妇的投票地址转入城里。在被《先驱报》曝光后，她去了州警察局，请求不要开除他的丈夫。她带了个暗藏的小型录音机，去找埃尔南德斯和他的助手请求帮助。她的录音是这起刑事诉讼案的关键证据。
第一篇重要报道引述了埃尔南德斯嘲弄《先驱报》的发现：“我（在第三选区）以3千张选票胜出，你们有多少呢，才36张？”他说。“那算得了什么。”（请阅本刊第80页《市长选举中几十张有问题的选票》一文）
埃尔南德斯还被录下了一些话，表明他对选票舞弊案的行为受到日益增长的指控不予理睬，并说他可以说这是《先驱报》和调查员想要镇压古巴政治力量，从而扭转公众的舆论。而他和他的同伙在这场论战中也是这样定调的。
埃尔南德斯被定罪后，法官注意到录音带中埃尔南德斯有关种族关系的策略，以此证实对他判处最高刑期为一年是正当合理的。
这算得上什么呢？◇
经The Quill同意重新刊登。版权所有(c)1998 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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