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曾主持华盛顿邮报公司(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及其所属的主要刊物《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Newsweek)30多年。在下面的讲演中，她探讨了新闻界与总统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演变和演变的原因。 我今晚应邀谈谈新闻界与政府，尤其是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思考这个问题时，尤其是在我今天与那些与此直接有关的《邮报》编辑们的探讨中，发现这种关系似乎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回顾新闻界与政府在过去的岁月中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么这种关系就会得到充分的理解。别担心，我不会从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谈起......，但我确实觉得值得记住的是，几乎有了一个美国总统，就有一个记者跟他叫劲。
我这里“当庭”出示证据A。以前有一位名叫詹姆斯·汤普森·卡伦德 (James Thompson Callender)的小册子作家，1800年在他的一部长篇著作中，展现了他称为“联邦政府的确凿种种腐败，尤以总统亚当斯(Adams)先生1的渎职行为为甚”。
没过多少年，我们的另一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2 (Andrew Jack- son)抱怨说：“杰克逊夫人未能幸免于难，我那躺在坟墓里近 50年的虔诚的母亲，她一辈子人格上从未有过污点，现在却被拖了出来，......当作妓女遭到公众的唾骂”。
政治记者的这种好战、怀疑和无法管理的特点，也在《华盛顿邮报》得到体现。19世纪中期 — 我赶快加一句 ，远在我父亲收购这家报纸之前－ 《邮报》说到当选有争议的拉瑟福德·B·海斯3 (Rutherfold B. Hayes) 总统时总要称他为“骗子大人”。
我恐怕用不着提醒各位想到托马斯·杰佛逊4 (Thomas Jefferson)总统对新闻界的强烈厌恶。他抱怨它对他人格的多方面的诬蔑，包括说他使女奴萨丽·赫明斯(Sally Hemings)珠胎暗结的恶毒诽谤。
我现在谈的不仅仅是说，过去的情况是比现在糟糕，现今的新闻界按照历史标准而言是相当地驯服。更重要的是，我想说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有一个自主、怀疑一切而又不尊重一切的新闻业的悠久传统。
当然，这正符合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在创立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时的意愿。美国新闻界作为监督机构而存在。比如说，它要比有正式质询的议会制更加具有监督性。如果有像水门事件或莫尼卡·莱温斯基 (Monica Lewinsky) 那样的丑闻发生，政府就会倒台。
但是，我承认政府与新闻界间的敌对态度现今尤其突出，其原因我觉得与新闻业行为的一些根本性变革无大关系，倒是与我们对媒体那些以前“逝去的好时光”所作的幸福回忆不无关系。
我这里说的岁月是指我自己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大萧条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朝鲜战争和冷战。我觉得这样说稳妥，虽然那些年代充满了政治纠纷和对政府的怨恨，但大部分媒体—特别是驻华盛顿的新闻界—却挺反常地认为自己是当权者的一部分了。
我们新闻界人士认为我们为经济复苏出了力，为战争作出了贡献，是政府努力制止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维护民主价值观念的得力助手。当时一些著名的专栏作家甚至成为总统的顾问和咨询人。乔·艾尔索普5 (Joe Alsop) 为肯尼迪 (Kennedy) 出谋划策 ，而沃尔特·李普曼6 (Walter Lippmann) 则为约翰逊7 (Johnson) 撰写发言稿。
是的，当年确实曾有优秀、踏实、独立性强的男女新闻从业人员。但那时情况不一样，新闻界和政府的关系融洽，你不会或至少不会从根本上对你自己国家的政府的动机或诚信产生怀疑。
水门事件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FBI)局长L·帕特里克·格雷(L. Patrick Gray)说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话。他说他对尼克松政府所作的非常可疑的事没有提出追究，是因为他认为存在着一种“规范性的假设”，而新闻界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基本上一直沉浸在一种类似的假设当中。
然而，结果－不论是新闻界最初对麦卡锡8(McCarthy)参议员的诽谤所做的讨好性的报道，还是它对国会腐败和虚伪的视而不见，或是它对国家情报机构一再试图谋杀国外政治领导人的秘密行动退避三舍的默许－未能起到启示的作用。
当然，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越战使人们认识到政府通过巧妙的宣传，把我们和它自己引入了一场判断错误的战争。在水门事件里，政府的恶行、弥天大谎以及极力掩盖真相的行动被抓个正着。
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极其对立的新闻界。记者们根本不再相信政府自己初始时的那一套解释，我们假定它不真实，或肯定不是全部真相。我们把剥离表象，暴露真相看作是我们的工作。
结果，从尼克松9(Nixon)和福特10(Ford)之后的总统们遇到越来越多的监视。按他们自己的看法，新闻界对他们的报道远不如对他们的前任有利。
唯一例外的是罗纳德·里根11 (Ronald Reagan)。他与新闻界一直享有密月关系，直到伊朗门（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为止。里根总统之所以如此成功，在于他极强的自信心，他对新闻界说什么根本就不在乎。
里根同时也得益于以迈克·迪弗(Mike Deaver)为首的一个非常有技巧的媒体操纵机器。迈克把总统职位改造成了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他关注的是总统的形象如何，而非总统的业绩。在这一点上，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也许更重要的是，里根总统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大力支持。在他说错话的时候，而且他也常说错， 新闻界总是负责任地原文照录，然后将这些错误公开披露。可是公众却毫不介意。
里根置身于与媒体的冲突之外，而其前任和继任的历届总统却最终都把新闻媒体，特别是《邮报》，看作是政府的死对头。
我记得卡特总统召集《邮报》和《新闻周刊》的编辑们举行的一次会议。卡特在竞选中称自己是华盛顿的局外人，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反华盛顿政治圈子的人物。他没有意识到，一旦当选总统，他就成了这个圈子的一部分，并且需要它，包括新闻界。
当卡特最终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便一个一个的召见媒体组织，试图修补关系。他想让《邮报》公司专定一个他可以“告以真相”的人，也就是说他可以完全解脱，而不用担心会在报纸上披露出来。我们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时一直坐在总统身后的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 探身说：“看到了吧，吉米，我说过他们是不会帮我们忙的。”
这种看法似乎无法避免，即便是媒体已经不再采取水门事件后那种特有的完全对立的态度。时代的变迁、和平、繁荣，以及对事物复杂性的逐步深入认识，所有这一切已经驱散了水门事件时代的愤怒。我们现在是以更成熟的眼光来看待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重蹈覆辙，回到越战前相信政府的一言一行的态度上去－绝对不是。相反，我们认为政府既然能做正确的事情，也会做错误的事情，这完全要看事实。其结果就是我们咄咄逼人的监督机构的作用仍然极为重要。但我们现在对政府是如何处理复杂和微妙事情的非对立性报道多些了。
我们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作用是要使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我们的公民负责。我们的目标是要为大家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和观点，使他们对重要问题在了解情况后作出知情的决定，这就需要去除表象，找出那些应该知道而还不知道的真相。
有时，结果是对立的，但一种毫不妥协的对立新闻媒体是过时的观念。我认为媒体与政府之间这种新型关系的主要效益在于会产生更高质量的报道。 我们现在拥有更多的专家型记者，以更深、更老道和权威的方式来报道当今的复杂问题。在《邮报》，我们有医学博士报道医药，有工商管理硕士报道金融，有律师报道法庭。我们还为那些派驻国外的记者在上岗前进行高标准的培训。
我认为，我们也为所面临的最棘手的一些报道的挑战，设定了一种更高的新闻评判标准，我想谈谈其中的两种挑战。
第一种是我们对政治家私生活的报道。自从电视开始让我们的民选官员名扬四海，期望了解他们深层次生活细节的欲望就与日俱增，因而我们被各种谣言所包围。我们刊登的标准是这样的：第一，信息能否得到证实。我们所得到的绝大多数线索都无法得到证实；第二，如果得到证实，就要看它与有关官员的公务表现有无关联。
与你们可能想象的相反，我们并不急于用头号大标题报道我们所掌握的一切－即使这样的新闻已经出现在小报或因特网上。
比方说，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我们认为候选人鲍勃·多尔12(Bob Dole)28年前的风流韵事仅仅是过眼烟云般的小事一桩，我们并不认为有何意义。我们也未对许多人相信的布什总统有过长期婚外恋一事做过报道，直到小布什（当时是他的竞选经理）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对这个“通奸大案”作了否定的答复。
芭芭拉 . 布什(Barbara Bush)对谣言的处置更为有效。当有人对她说她的丈夫在凌晨三点去见了一位女士的时候，她回答说：“哦，不会的，那不是乔治，不会是凌晨三点，可能是下午三点吧。”
至于克林顿的丑闻，我们一直在努力－我认为严肃的新闻界是成功的－负责任地进行报道。比方说，《新闻周刊》没有首先披露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报道，而实际上该刊是完全可以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们无法在杂志截稿前直接与主要知情人谈 — 包括克林顿总统本人和他的密友弗农·乔丹13(Vernon Jordan)。我们小心行事，在情况不明之前，不作超前报道。
新闻界对克林顿总统的报道和对约翰·F·肯尼迪14总统的报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事实是，当时没有一位妇女站出来指控或起诉肯尼迪。克林顿的麻烦来自司法程序和在誓言的约束下说谎。与尼克松一样，如果克林顿总统立即就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他的境遇会好的多。
当今新闻界面临的第二个，也是更棘手的挑战，就是如何报道实质而不是掩饰词语，即如何报道政绩，而不是政治。这个问题变得引人注目，是因为克林顿政府一直极为注重执政的过程，而不是实际取得的政绩。克林顿的班子吹嘘他们如何有效地塑造了一个问题的概念，而不是这个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吹嘘他们如何把事情变得对他们最为有利。刚刚宣布退休的国务院发言人杰米·鲁宾(Jamie Rubin)得到新闻界一份游游拉线盒的小玩具作为他的离别礼物，表示承认他编造故事的才能。为了避免受到愚弄和被利用，新闻界的回应是对过程更加关注。假如政府是为了政治或公关方面的原因而在做一些事情，我们要让公众知晓。因此，现在我们对政治方面投入的报道力量，要多于过去按行业和事件划分所进行的报道。
这种影响在《邮报》的版面上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过去注重国务卿的讲话内容，而现在我们也报道讲话的政治动机以及对她在华盛顿的地位的影响。要想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平衡点并非易事－我们的做法总有需要改进之处。但我们了解所面临的挑战，编辑们对此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总之，新闻界与行政部门间的关系仍将棘手和具有挑战性－双方之间有大量的争执、辩论，有时甚至是敌对。这太好了，这正是我所知道的能使新闻界和政治家各尽其责、按照我们伟大民主制度的创造者们的意愿，服务公众的最佳途径。◇
1. 约翰·亚当斯(1735-1826): 美国第2任总统(1797-1801)，《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编注
2.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65)：美国第7任总统(1829-1837)。— 编注
3. 拉瑟福德·B·海斯(1822-1893): 美国第19任总统(1877-1871)。— 编注
4.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3任总统(1801-1809)，《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 编注
5. 乔·艾尔索普(1910-1989)：美国政治记者，在国际问题上态度保守，支持越南战争。— 编注
6.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员、世界知名政治专栏作家。— 编注
7. 约翰逊(1908-1973)：美国第36任总统。— 编注
8. 麦卡锡(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47-1957)，20世纪50年代初煽起全国性反共运动，指控有大批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和军队，其卑劣行为受到参议院谴责。— 编注
9. 尼克松(1913-1994)：美国第37任总统(1969-1974)，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总统任内访问中国，与中国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开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编注
10. 福特(1913- )：美国第38任总统(1974-1976)，原为副总统，尼克松辞职后任总统。— 编注
11. 罗纳德·里根(1911- )：美国第40任总统(1981-1988)，曾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电影工作，总统任内推行减税政策，改革政治经济，提出战略防御计划。— 编注
12. 鲍布·多尔：(1936- )共和党人，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编注
13. 弗农·乔丹(1935- )：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和律师。— 编注
14. 约翰·F·肯尼迪(1917-1963)：美国第35任总统(1961-1963)，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 编注
本文最初登载在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出版的The Miller Center Report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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