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历史回顾

百年老校：花园市成长的见证

Lynn Schnai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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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这所学校是美国教育发展的缩影。堪萨斯州花园市(Garden City, Kansas) 一望无际的黄土地，点缀着片片灌溉的绿色田野。这是花园市的祖先们当年坚韧不拔战天斗地的见证。他们在高原近似沙漠的一角，开拓出了一块供人生息繁衍的天地。尽管有人说不可能，而且年平均降雨量只有46厘米，居民们还是学会了让土地向他们屈服，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他们开挖引水渠，从阿肯色河 (Arkansas River) 引河水灌溉土地。接着，他们使用水泵，开始时由风车推动，后来才改用汽油和电力。最后，深井涡轮水泵使农民们得以从奥加拉拉地下蓄水层(Ogallala Aquifer)中打出地下水。随着灌溉方法的不断完善，位于堪萨斯州西南部的这一地区成为全国农业丰产区之一。

当地许多人说，正是这种无畏的精神，使得该市的第一所公立学校开办了一个多世纪。加菲尔德公立学校始建于1886年，先后一共使用过四幢教学楼，其中两幢在大火中被夷为平地。

但是，社区和学校都不得不尽力满足新开拓者的需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影响久远的改革。改革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而另一些人则把它当成是发展应该付出的代价而勉强接受。

花园市的人口几乎一直在增加，他们经历的成功多于失败。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经济作物已经从甜菜转到了如芦粟、玉米和苜蓿等用于畜牧饲料的粮食作物。在养牛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牛肉加工厂在市里建起了车间。到了80年代，现有的加工厂扩大生产规模，将新厂建在市里，从而无需将肉牛运往大城市进行屠宰。

大量的就业机会将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劳工吸引到了花园市。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临时工；很多是穷人。许多人讲不好英语，或根本就不会讲。城镇人口成份的变化在学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1980年到1990年，花园市学区规模扩大了45%，学生人数从4500人增加到6600人。到1999年初，学区招收的学生人数达到7700人。

1991年，加菲尔德学校的少数族裔学生人数占了多数。几年之后，花园市学区也以少数族裔学生为主。

多年来，学生成分以及教学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且社区的事件和变化也始终影响着加菲尔德学校。

1886年花园市人口为2500人。加菲尔德学校曾是市内唯一的一所学校，1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都在该校上学。而现在，城市人口近2.5万人，但加菲尔德学校只承担该学区幼儿园至4年级部分学生的教学任务。

显然，加菲尔德学校面临的现代教学任务远远不只是教会学生基本三会（读、写、算）。学校应该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让移民们的孩子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帮助学生及其家庭适应从故乡来到美国内陆后的变化。

加菲尔德小学(Garfield Elementary School) 校长威利斯.普拉赫特(Willis Pracht)说道，“现在可不再是‘人之初，性本善’了，完全是一种新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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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学校(Northside School) 成立于1886年，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加菲尔德学校。一堵高高的圆木围栏环绕在院子周围，学生必须通过一道旋转栅门才能进校，目的是为了不让牲畜靠近当时被认为是当地最好的砖楼之一。

校舍是一幢有8个教室的两层建筑，1－8年级学生在一层上课，9－12年级在二层。学校刚开办时就已人满为患。在整个20世纪，花园市的教师们对这种状况习以为常。

当地的一家报纸在学校开学后这样报道，“星期一，新教学楼就好像是一个蜂窝，学生们实际上就像蜜蜂一样拥进教室，渴望重新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活。各个教室都坐满了学生，有些教师不得不让学生坐在放在通道里的板凳上。”

“”在居民们投票决定用纳税的方法来建造学校之前，有的家庭每个月为每个孩子支付1.25美元，送他们去学期为3－4个月的“捐助”学校，利用教堂和私人住房上课。

刚进入20世纪，花园市的第一所公立学校遭遇了一场大火，火是从地下室开始燃起的，起火原因不明。教育委员会在黑人浸礼会教堂 (Colored Baptist Church) 和法院等处借地方让学生继续上课。

1902年学校重新开学时，学校以总统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的姓重新命名。加菲尔德于1881年遇刺身亡。在南北战争时期，他曾是联邦军队的一名将军，当地的有些居民曾在他的领导下打过仗。

加菲尔德学校很快就招足了学生，但到底招收了多少花园市适龄学生却无从考证。不过据记载，花园市1888年第一届毕业生有5名。到了1911年，毕业生增加到24位，市政府将9－12年级从加菲尔德学校分了出去，并入另一所中学。

在中学1911年的年鉴《甜菜根》(Sugar Beet)中，列有英语、德语、历史、拉丁语、家政、美术、数学和科学等课程的任课教师名单 这些课程与花园市中学 (Garden City High School) 现今厚厚课程指导册所列举的课程大相径庭，后者包括园林建筑、台式印刷和工业技术。

20世纪初就已制定出适龄儿童上学和童工管理的法律，但均有许多漏洞。

据堪萨斯州1922年年鉴记载，甜菜业雇用的童工在非常“悲惨的”环境中劳作。甜菜业于19世纪后期在花园市及其周边的芬尼县(Finney County)扎根，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年鉴写道，“大量6至14岁的儿童被迫在地里干活，许多儿童根本就没有上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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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种植小麦等作物外，中西部的农民—许多是德国后裔—被大量吸引到这一地区来种植甜菜。墨西哥移民劳工，其中有些已经在这一地区从事铁路工作，也加入到间苗、锄草和收割甜菜的劳工大军中来。甜菜用于满足精制糖原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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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藉在墨西哥米却肯州的埃西基奥 . 罗德里格斯(Hesiquio Rodríguez)，与其他背井离乡并最终携家在此定居的年轻人一样，在20世纪初来到这里铺设和维修圣菲铁路(Santa Fe Railroad)。

他的一个女儿名叫西普里安娜膒. 罗德里格斯(Cipriana Rodriguez), 也有人叫她修 (Sue)。她现在还住在铁路边树木环绕的老家住房中。因为房子紧挨铁路，每当火车驶过时，房子下面的大地都会篽颤抖。她妹妹费利萨.瓜迪安皃(Felisa Guadian) 住在街对面。

两姐妹还记得当时一边跟着父亲在甜菜地里干活，维持10口之家的生计，一边断断续续在加菲尔德学校上学时的情景。

罗德里格斯家族成为当时花园市小墨西哥人社区中最早的成员，该社区的人口在经济大萧条1 (Great Depression) 时期有所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开始增长。

直到20世纪10年代末或20年代初，堪萨斯州内较大城市的学校才对墨西哥儿童开放，但花园市的学校与之相反。但据大多数记述，并没有多少墨裔美国儿童能坚持学习，即使对那些坚持学习的学童来说，学校也并不总是一个使他们感到有所归属的地方。

84岁的罗德里格斯和77岁的瓜迪安都回忆说，当时他们的学习成绩很快就落在了后面。

瓜迪安说，“我们都要干活，干完活后回到学校时，他们已经学到课本的最后一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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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英语是一件苦差事。当地的史料记述说，当时有的学生因为英语没有过关而留级多年。20世纪70年代末花园市的少数族裔人口开始增长，瓜迪安在加菲尔德学校和花园市的其他学校担任双语助理。

她说道，“我清楚记得那些孩子学习的经历和我的一样，我真希望我小时候能得到现在那样的帮助，但当时就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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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名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从20世纪初到 1950年，仅仅有18名墨裔美国学生从花园市中学毕业。瓜迪安和罗德里格斯都没能完成中学学业。但是，瓜迪安一边和她姐姐翻看着家庭剪贴簿，骄傲地指出，她自己的7个孩子都是中学毕业。

如果加菲尔德学校当时没为招收像罗德里格斯姐妹那样的学生做好充分准备，那么多年后的儿童移民及移民的后代的数量之大，是不容忽视的。加菲尔德学校不得不顺应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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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74岁高龄的凯瑟琳. 哈特(Katherine Hart) 还清楚地记得她在20世纪30年代课堂上背诵过的磆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2(Oliver Wendell Holmes) 的那首诗。

“那奇妙的独驾双轮马车你可曾听闻

建造得是那么鬼斧神工

不多不少驰骋百年整

哦，它突然间止步......"

哈特到加菲尔德学校上学时，学校又减掉了7、8两个年级，学区那时还开设了幼儿园。

据大多数记述，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加菲尔德学校的教学完全是照本宣科。有些学生课桌由木质换成了金属，但仍然是整齐成行地摆放。如果学生触犯校规，他们将受到可怕的木板“鞭挞”。

加菲尔德的学生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效忠宣誓，然后是短暂的祈祷。1926年，堪萨斯州用的一本供6年级学生阅读的读物中收集了“伟大的古典作品”，其中包括拜伦勋爵3(Lord Byron) 和纳撒尼尔.霍桑4 (Nathaniel Hawthorne)的作品，以及《奥德赛》5(Odyssey)和《圣经》。在一本1952年的便览中，花园市督学J.R.琼斯 (J.R. Jones) 向学生家长们介绍了小学变得与他们上学时不一样的一些例子：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端坐在课堂，死记硬背。......那时，教师几乎是一个独裁者。...... 对我们来说，上学是一件枯燥并令人生厌的事。”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琼斯督学这样描述道，现在要求学生向教师学习，向其他学生学习，向教科书或其他任何能找到的资料学习。

但是，当年循规蹈矩的教学活动也未能逃脱校外事件的影响，比如20世纪30年代接踵而来的沙尘暴和经济大萧条，以及不久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年76岁的保利娜. 乔伊斯 (Pauline Joyce)，20世纪40年代初曾在加菲尔德学校教5年级。她回忆起当时为了阻挡将白昼变为黑夜的“黑色沙尘暴”，大家挂在教室窗户上的湿床单。

“”“非常可怕，就像是一场大风雪把我们包围起来。伸手不见五指，”乔伊斯这样描述由于干旱而造成的沙尘暴。

经济大萧条对加菲尔德学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学校的第三幢教学楼，是一幢围着1902年盖的教学楼—新楼建成后这幢楼便被拆除了—而修建的马蹄形建筑，利用联邦公用建筑管理局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的资金于1937年建成。1936年，县政府促使选民们通过为获得联邦资助加菲尔德学校而发行债券的提案，该债券还为大约400个列入社会资助名单的家庭提供了就业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于1941年参战—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并波及教师队伍。由于师资严重不足，使得像乔伊斯这样没有充分资格的人也加入教师队伍。防空民防队员学习班在加菲尔德学校上课。随着战争的延续，街对面的兵营为学生提供使用其食堂的方便。

尽管据当地的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妇女俱乐部为没带午餐或无法回家吃午饭的学生提供午餐，但只是在1946年哈里.S.杜鲁门6(Harry S. Truman)总统颁布了联邦学校午餐计划之后大量学生才经常中午在学校用餐。

加菲尔德学校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教师和校友们仍然还记得当时学校处在相互间感情融洽、几乎个个相识的纯粹中产阶级家庭聚居的环境中，大多数学生徒步上学，并回家吃午饭。

1959年之前，大多数人离家时并不锁门。但在那一年，住在附近的霍尔科姆(Holcomb)地区的克拉特(Clutter)一家在自已家里被人谋杀。这一事件使城里的人不再那么单纯。杜鲁门聀.卡波蒂(Truman Capote) 1966年写作了《无情杀手》(In Cold Blood) 一书。当地很多人说，作者取材于此案。

那些教师和校友们记得，在班上没有多少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学生，尽管花园市的学校大门对居住在城里的拉美裔人和少量的黑人永远是敞开的。今天，学区中大约2%的学生是黑人。

哈特小心地拿着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有十几个小孩站在加菲尔德学校门前的台阶上，自豪地举着他们的艺术作品。

哈特说，“我认识所有这些小家伙。我和他们一起上的学。” 哈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在她6周的时候举家迁至花园市。“我想我们这一帮学生是很容易教的。现在的学校比起我们那时候，肯定得应付更多的城市问题。”她又抚摸了一下照片。“这只是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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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菲尔德学校现在的校舍外墙上的标语宣称，这是一个既无毒品亦无枪支的校园。这似乎在不那么委婉地告诫人们花园市业已面对现实了。

1975年，三个男孩（最大的一个12岁）纵火把加菲尔德学校的第三代校舍烧得只剩一个空架子。在这之后才建造了目前的现代化教学楼。

离学校几个街区远的主街上的砖墙商店和州剧院，与当地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些50年代的老明信片所展示的—模一样。加菲尔德学校周围老市中心街道的地面还保留着青砖，而不是城里其他街道铺的沥青。

但是，苏西.卡拉瓦哈尔(Susie Carabajal) 一年级的情况与凯瑟琳.哈特这样的老居民记忆中的情景截然不同。

卡拉瓦哈尔门上的学生名单包括：赫苏(Jesus)、诺埃米(Noemi)、奥斯卡(Oscar)和坎德拉里亚(Candelaria)等少数族裔学生。一部分学生在小块地毯上看书，其他学生跟着站在教室前面的双语助教朗读音节。

黑板上方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国旗上红白相间的地方用西班牙语写着效忠誓言：“我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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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瓦哈尔班上1/3的学生来到加菲尔德学校之前从未上过学。大多数刚来时不会说英语。很多人不是出生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或墨西哥，就是他们的父母来自那些国家。

加菲尔德学校340名学生中，81%来自少数族裔家庭 绝大多数是拉美裔人。有近200名学生在学习第二门语言 英语。

学校为大约一半的学生提供早餐，为大约3/4的学生提供午餐 大多数是免费或以低价出售的，因为太多的家庭生活在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

市里两家牛肉加工厂共雇用了近5000名工人，其中有许多是加菲尔德学生的父母。由于工厂人员时时更替，学校的学生也经常变化。

在前楼办公室里，45岁的盖尔. 克恩(Gail Koehn)通过翻译与一位手里抓着一顶绿色带有“约翰秔. 迪尔”7(John Deere)字样棒球帽的家长进行交谈。盖尔. 克恩本人也是加菲尔德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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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这是这个周末之前的家庭住址啦？”她轻声地问道。“那么新的地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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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菲尔德学校办公室的老师对学生的来来去去都习以为常了，校长普拉赫特说现在流行的笑话是，如果你能在学校呆过周末，那你就是花园市真正的居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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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全国各地学校一样，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在民众要求学校为所有学生提供更好服务的呼声推动下，加菲尔德学校不断改变面貌。

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新拨出一笔款项，用于资助弱势学生。加菲尔德学校参与了当地的阅读补习班计划。这里的一些人指出，这一计划是早期帮助那些学习第二语言为英语困难的青少年的一个办法。

20世纪以来花园市的第一位拉美裔市长于1973年上任。直到1974年，学校才正式开始实施针对说其他语言而不会说英语的学生的需求的教学计划。琳达. 特鲁希略 (Linda Trujillo) 说，这是一条障碍重重的道路。她负责的计划涉及该地区季节工、移民、双语、需要关切者、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以及无家可归者。

她说，“我们那时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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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花园市一个叫作墨西哥裔美国人教育委员会(Mexican-American Committee for Education)的团体，对该学区提出了诉讼，指控它冷遇拉美裔学生。

尽管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但学区开始并不同意实施该团体要求的双语教学计划。根据大多数记述，对该社区而言，那场官司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1969年至1984年期间担任花园市督学一职的霍勒斯. 古德(Horace Good)说道，“连我在内，很多人抵制双语教学计划。我不得不让步。” 约翰. 迪克森(John Dickerson)说，“当地的人说，英语是我们的语言，你们赶紧学就是了，不管你们怎么学。当地的人们有那么一种感觉‘怎么啦，为什么我们非得要改？以前一切看上去不都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变呢？’”他在1952年至1978年期间曾经是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

同时，花园市的民族成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复杂。东南亚人开始来寻找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地的教堂开始重新安置越南难民，人数虽小但却非常引人注目。

牛肉加工厂开始引来一批拉美裔新移民，他们的祖先遍布中美洲。

为了对付大量涌入的劳工带来的儿童就学问题，花园市学区在20世纪80年代又建了三所小学；随着城市的扩大，加菲尔德学校将5、6年级的学生分了出去。

20世纪70年代，许多有孩子的家庭从老城中心区搬到了新建的居民区。从那时开始，加菲尔德学校用校车接送学生。昔日一望无际的草原如今呈现出经济层次的两端— 一辆辆穷困人家的拖车房和不断伸展的新建住宅小楼。

自从1980年，需要在语言上得到帮助的说西班牙语的人用校车接到加菲尔德。这样，该学区便可以将少数几所有双语教师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计划的小学校资源集中起来。说越南语、老挝语或德国方言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其他学校。说德国方言的学生是来自墨西哥的德国门诺教农民的后代。

“那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行动，”46岁的普拉赫特说道。他在堪萨斯州的一座有3000人口的城镇长大。“从某些方面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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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花园市面临着与芝加哥或洛杉矶同样的一些问题，但深度与广度都小得多，它仍然是一个十分依赖土地和农产品的城市。现在农业已成为一种产业，需要的人比以前少，而需要的资金和人员培训却比从前要多得多。

无论怎么说也不会夸大牛肉加工厂，如IBP公司，和它们的附属产业对花园市的影响。两年前，学区雇佣了一名联络员，来改善学校与IBP公司的关系。

工厂提供大量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岗位造成当地人口构成的迅速变化，它吸引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于20世纪80年代末派一组研究人员对移民问题进行研究。

市政府采纳了研究人员的建议，设立了一个由各族裔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及时向政府通报有关种/民族多元化问题。在花园市，市民过牛肉帝国节 (Beef Empire Days)，也过越南的阴历春节和墨西哥的五月五节(Cinco de Mayo)。

福特研究员的报告将花园市分为两部分：新迁入的居民和老居民。学校是这两部分人融合得最充分的地方之一。普拉赫特说，泾渭分明的报告，更突出了城市变化的现实。

“我认为有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了什么样子。我们需要别人在我们面前立一面镜子。不过，坦率地说，有的人并不欢喜他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情形。”

“”弗兰克. 施马勒(Frank Schmale)出生于1929年，曾任市专员和市长。他常说他这一辈子成功的路程走得不远：60年来，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一直在他出生和长大的房子附近三条街区内—那房子离加菲尔德学校只隔两条街。

他的父亲14岁时从德国来到美国，靠种植小麦和向其他想在此地安家的农民出售土地维持生计。

但是，施马勒说他并不太喜欢69年来花园市的变化。

他若有所思地说道，“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城市，和我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好像这些新来的家伙想要我们按他们的方式生活，而不是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读到我们的城市如何成为了一个模范城市等等。不过变化确实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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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说，加菲尔德学校如今的任务反映了花园市的社会和经济现实。许多家庭双亲都参加工作。有些家长早上6点才从牛肉加工厂下班回家；而另一些家长则在早上6点去上班。

琼. 杜布斯(Jean Dubbs) 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关于减轻压力、控制发怒、自我尊重以及解除悲伤等方面的书籍。在这位顾问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告诉孩子们10条拒绝毒品的理由。曾在学区任顾问达14年的杜布斯说，当年她在初中看到的问题现在已经发展到小学了。

加菲尔德学校1/3的学生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该校学生家长中约40%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阿拉切利. 卡斯特罗(Araceli Castro)就是如此。

卡斯特罗今年29岁，在萨尔瓦多上了6年学。全家4年前搬到了花园市，这样她丈夫就可以在牛肉加工屠宰车间找到一份工作，挣的工资比他在北加州采摘蔬菜时的工资要高。

卡斯特罗说，适应这里的生活对她来说有困难，不过，她的三个孩子都在茁壮成长。

“我来到这里，我那时想，哦，糟糕，这里地势太平了。我当时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是我看到孩子们，他们在这里非常自在，”卡斯特罗一边看着她正在上4年级的孩子使用教室里的电脑，一边用西班牙语说道。“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那天晚上卡斯特罗是来参加加菲尔德学校举办的家庭识字夜校班和书籍赠送活动的。

1年级教师卡拉瓦哈尔具体阐述了加菲尔德学校是如何满足新的学生成分的。

这位26岁的教师说，“跟正在适应当地生活方式的家庭合作 不仅仅是儿童 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不这样做不行。” 她熟知她的学生中很多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因为她有过亲身经历。卡拉瓦哈尔在堪萨斯州尤利希斯(Ulysses)长大，是墨西哥移民父母在美国生育的第一代。当时她就像她现在许多学生一样，在银行、邮局和诊所充当家人的翻译。

卡拉瓦哈尔说，“家长们都想知道他们孩子的英语学得怎么样。他们不关心阅读或数学，或其他课程，只是关心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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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菲尔德学校提供的不仅仅是第二语言的教学。4年级的学生在教室里拿着装满书本和学习用品的塑料容器，从一组桌子到另一组桌子，轮流学习数学、信息交流（从前是阅读、拼写和写作）、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此外，还有人类性行为、品质教育、行为准则和预防团伙等课程。

普拉赫特开着一辆红色的皮卡，穿过市区，驶过路边商业区，那里有越南林基面馆(Lamkee Noodle House) 和西班牙帕纳德里亚正宗面包房(Pana-deria Real bakery)。他拐入位于市区边缘的一望无际的旅行房车停放场。他指了指喷在一个大型垃圾箱上蓝色字母MCB (master criminal boys)-- 犯罪小子。

他放慢车速，指出甜菜厂的遗址。厂房的红色外墙是1906年建厂的历史见证；如今，一家管材批发商占据了厂房的大部分。

他停下车，等一辆货运列车驶过时说道，“是的，我们得教数学和阅读。做孩子们的引路人，那是很了不起的。可是有的时候，实际教学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诱导工作让路，可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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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1929年10月开始，延续到30年代，发生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经济衰退。--编注

2.(1809-1894)美国医师、幽默作家，曾任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编注

3.(1788-1824)英国诗人，反抗专制压迫，追求民主自由，诗路宽广， 擅长讽刺，代表作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编注

4.(1804-1864)美国小说家，擅长心理描写和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其作品开创了美国象征小说的传统，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红字》。--编注

5.古罗马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描写奥德修斯于特洛伊城攻陷后回家途中10年流浪的种种经历。--编注

6.(1884-1972)美国第33任总统(1945-1952)，下令对日本广岛和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1945)，提出“杜鲁门主义”(1947)，批准复兴西欧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编注

原载于1999年1月27日出版的 Education Week。经同意重新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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