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埃德·内伯斯(Lloyd Neighbors，中文名李伯斯)目前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新闻文化处参赞。他于1999年在台湾发表关于美国移民社会和它如何塑造美国人的特性，以及后者又如何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上留下烙印的演讲。 在接受我不得不讲一次话的事实后，我考虑怎样讲得尽可能地简短。或许我可以模仿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榜样。丘吉尔退休后很久，应邀在一所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那时已经80多岁的丘吉尔走向讲坛，以极其庄重的目光扫视聚集在台下准备聆听他至理名言的众多学生。他小心翼翼地戴上老花镜，从大衣里面的口袋掏出讲稿。随后，他用人们所熟悉的清脆响亮的声调说，“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说完就转身回到座位上。
遗憾的是，只有像丘吉尔这样的人物可以这么做。我肯定你们对我期望更多些。说实话，我确实很愿意谈谈我一辈子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和这个制度怎样受到了我们国民特性的影响的。
首先让我先提几个问题。什么是美国人？我们为什么不同于法国人，德国人或日本人？这些差别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最后，这些差异如何帮助塑造了美国的教育制度？
当然，我不可能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允许我先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假设有一个位法国人和一个美国人。他们俩都因为政府缩减预算而突然失业。问题是：他们会责怪谁呢？法国人会责怪政府。美国人呢？他会怪他自己。从理智上说，我们这位美国朋友会认为政府的预算问题不是他的过错。但是从情感上说，在他内心深处，他会觉得他做错了什么事，要不人家为什么解雇他呢？
由此可见美国人和法国人的一个根本差别。法国是一个传统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高度的阶级感和职业感。他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反过来政府有义务照顾他。因此，在我刚才说的故事里，那个法国人对政府辜负他的信任感到愤慨。他觉得他已经尽了力了，为什么政府不完成它的义务呢？在这样一个传统社会里，生活有许多令人感到宽慰之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
可美国就不是这样。美国不是个传统社会，它不是一个每人都有现成身份的地方。在美国，人人要为创造自己的生活负责。有时政府可能提供协助，但基本上美国人都是靠自己。
我们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我们创造了一个和日本或中国如此不同的社会呢？为什么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根深叶茂历史传统的社会呢？这种差异是因为起源的不同：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我们所有人？如果你往后追溯几代的话？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你们大家当然都了解一些美国历史。美国早期的开拓者主要来自北部欧洲。他们放弃了原有的身份地位。不论你过去在伦敦是什么人，是屠夫还是王子、侍女或妓女都不重要。到了北美新大陆，他们可以抛弃过去，从新开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很容易产生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甚至那些违背自己意愿来到美国的奴隶，在他们从奴隶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后，也有机会开创新的生活。
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和所谓的传统社会不同。
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说固定的阶级制度一无是处，决非如此。阶级制度有助民众归属自己的群体。它导向一种秩序井然的社会，人们都知道对生活该有什么样的期待。例如，日本就非常成功，因为每个人知道自己的位置。但是美国就不一样了。在美国，我们不知道自己固定的位置。我们必须一路前进，一路不断地创造新的自我。我想这正是美国对移民极有吸引力的基础。无怪乎早期越洋而来的欧洲拓荒者称美国为新大陆。对这些人而言，那是个新天地，一个人烟稀少却充满了给愿意冒险的任何人施展宏图的机会。这些移民离开了受制于阶级地位、报酬的分配由出身来定的社会，来到一个重视个人成就的地方。
从那以后，移民如浪潮一般不断涌入美国。我们不应对这些新来者的生活抱有浪漫的联想。移民的日子相当艰苦、压力沉重。第一代移民几乎遍尝千辛万苦。不过他们的子孙后代得到丰硕的收获。
我们美国人从移民祖先那里继承了不安份喜活动的基因。我们对运动和变化总是乐此不疲。我们很少安于现状。没有比拔起标桩去寻找更翠绿的草地而改变现状更好的办法了。例如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每年平均每30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迁居的。相比之下，德国是80人中1人，英国是90人中1人。中国人或日本人的比例恐怕更低。我自己就是漫游癖的最好的例子。家父是军人，因此我小时候经常搬家。现在我是个外交官，还是在奔波。在过去53年中，我曾在美国的15个州和其他6个国家居住过。
应该承认，我或许是好流浪的美国人当中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像我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显而易见，美国人极怕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不动窝。或许这就是为什麽美国人都那么眷恋急驰在宽阔的公路上的原因。我们迫切需要变化，以免坐以待毙。
作为一个传统社会，中国就不同了。不需要我告诉大家，中国人极怕“动荡”，怕“乱”。“乱”威胁社会的基础。而美国人恰恰相反，有“动荡”的天赋。我们在种种“混乱”中脱颖而出。它们以某种方式激励着我们的创造本能。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美国制度的框架里蓬勃发展的原因。我们并不介意我们的经济兴旺成功一阵，衰落失败一阵，又兴旺起来，如此这般永无止境地循环下去。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这样一个动荡、混乱的社会又是怎么自我管理的呢？对政府有什么要求？
在像日本那样的一元化社会里，政府以祈求民族尊严、古老传统和种族团结来获取力量。“我们日本人是独特的民族，”他们如是说，“而且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维护我们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美国的领导人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因为美国人不是靠传统或种族而团结起来的。我们不是纯一种族，而是混种的。然而，我们的国家或许是唯一以一个思想或理想立国的国家，那就是，自由的人民能够自我管理的理念。我们不需要国王或皇帝或独裁者告诉我们如何生活。
因此，我们不需要政府告诉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来确保游戏的公平，游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最更重要的是，美国人需要知道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需要相信，智慧、勇气和勤劳会得到回报，没有人是注定要永远待在梯子最下层的。以克林顿总统的生活道路为例：在他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他的继父是个酒鬼。他的家庭属工人阶层，并不贫困，但肯定远非富有。然而，这没有阻挡他梦想美好的未来，也未能阻止他实现他的梦想。
基本上，我们美国人有这样的理念：政府应该保证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可是政府怎么才能做到呢？最重要的途径是教育制度。你们看，我最后总算绕到了我本来要说的话题上，那就是教育。我希望大家能原谅我绕了一圈，但是我想先谈谈美国人的特性作为开场锣鼓是很重要的。这样一来，大家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制度是这样的。
我有个好朋友，是美国派驻东京的外交官，担任那里的美国新闻处(U.S. Information Service)处长。这是她第二次被派驻日本。第一次是在25年前，去了京都。当时她对日本非常着迷，深深爱上了那个国家。她告诉我，“如果能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做日本人。那是一个如此绚丽多姿、协调有序，而且富有美感的文化。可是，这回是我二次来日本，年岁也大些了，想法改变了。现在我还是认定美国是最适宜生活的国家，尽管它也有缺点。你知道，美国是有第二次选择机会的地方。在日本却不可能。”在大多数传统社会里也都不可能。
我的朋友特别谈到美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即大学水平的教育。例如在日本，如果你在十八、九岁时没能上大学，那以后就比上青天还难，根本不可能在60岁，三，四十岁、甚至30岁时去上大学。也不可能在成年后再改变生活方式、不可能学习新领域的东西，也不可能改变职业。
说实话，我必须承认这个星期我在报上读到关于一位96岁高龄的日本男人决定研读法律的报道。所以我不能说一个日本人就象老虎改变身上 的条纹一样 — 姑且这么比喻 - 是绝对和完全不可能。但是，这种事究竟是凤毛麟角。
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教育制度更为平等。它反映出美国人的信念，就是所有的学生只要有这个意愿都应该有机会上大学。它也体现了人是可以朝更好的方面发展的信念。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关于这种信念化为行动的一个突出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决定战争期间任何曾在部队服役的退伍军人，都可以接受政府的资助完成大学学业，如果他愿意上大学的话。当时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反对这项政策。他们深信，容许不够条件的学生上大学会严重削弱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但是，猜猜看结果如何呢？这些退伍军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用功、最有成就的学生。从书面资料看，其中许多人可能没有资格上大学。他们的智商不是很高；学习成绩也平平。可是战争的经历改变了他们。他们已经不是乳臭未干的年轻人。这些退伍军人十分清楚应如何利用第二次机会。
为了准备这次讲话，我阅读了一些关于教育的有趣文章。几项社会学研究我印象很深。这些研究追踪智商测验分数、学校学习成绩和日后成就之间的关系。其中一项名为“卡拉马祖男童”(Kalamazoo Boys)的调查跟踪了密歇根州(Michigan)卡拉马祖市数千名男性由小学到终其一生的过程。出乎意料的是，研究结果表明，早年智商和日后事业成就之间几乎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其中有几位后来成为医术精湛、非常成功的医生的“男孩”当年的智商数仅仅是85。换句话说，他们当初被认为是“边缘低能儿”。然而，尽管智商低，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我认为，这正是美国教育制度最大的长处，它为大器晚成者提供了空间。
谈到大器晚成，让我讲一个我最喜欢的关于美国教育制度的故事。1983年到1987年间，我在上海。在那段时间里，我认识了在复旦大学教英语的多拉·陈(Dora Chen)女士，那时候陈教授已经70出头。40年代中期，她曾在美国东北部一所规模不大的女子人文学院？ 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就读。遗憾的是，刚上大三时，她不得不离校返回中国。此后她再也没法完成学业。她回到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因为她和她丈夫都在国外受过教育，被看做是所谓的“臭知识分子”一类。
幸运的是故事没有到此结束。1986年，史密斯学院公布了一项新的奖学金计划，允许以前休学的年长学生回校完成学业。(参阅《交流》2000年第4期，第63页上《85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一文。)72岁的多拉·陈也包括在内。她真的回到学校，真的取得了学位，她大概是史密斯学院有史以来年岁最大的本科毕业生。拿到学位后，陈教授前往洛杉矶(Los Angeles)，在当地一所社区学院(两年制)教书，资助两个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儿子。
上述故事之所以独特，因为主人公是中国人。但年老的美国人返回学校的事越来越普遍。如今，人们的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也健康多了。许多美国人不是一辈子抱住一个饭碗不放，而是选择系列性的事业。比如在同一个领域工作了15或20年后，他们会投身某种新的事业。(记住我说过的关于移民基因的话：我们在一个地方就是呆不长。)但是，为了寻找一份新的、更满意的工作，就得有接受适当训练的途径。这也是继续教育？社区学院和远程教育？应运而生的原因。
以我为例。如果我想要的话，我可以立即攻读一所美国大学的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我可以在台湾开始学习，用电脑。通过因特网学习，我可以获得正式承认的美国大学学位。比方说，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目前有注册学生4.9万名，是全美最大、专供所谓的超过大学年龄的成年人学习的大学。它的65个校区和教学中心遍布全美。但是，大部分学生是通过以太，凭借无所不在的因特网进行学习。
不过，假设我不喜欢以这种虚拟的方式取得学位，要身历其境地学习，那么像我这样的老保守，应该怎样修习大学课程呢？那就只有等我被召回在华盛顿任职的时候了，到当地大学的夜校参加学习。那时我会发现，许多皱纹满面、鹤发童颜的同学坐在我左右，大家都在用传统的美国好方法，再次充电。信不信由你，当前一半以上的美国大学生年龄在25岁以上。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大家仍在努力不辜负我们移民老祖先的理想？要更上一层搂。
有位著名的学者曾经写道，美国是由不拘一格、蔑视或然、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所建立的。这正是美国移民一贯所为。
本文部分内容曾登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中华美国学会出版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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