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各地的州和地方官员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暴力犯罪，以达到降低犯罪率和使美国社会更为安全的目的。他们的积极努力使有些地区的犯罪率达到几十年来最低的水平。此外，警察管理、警方与社区关系得以改进，从而导致公众改变观念，给予执法充分肯定。 犯罪减少
州和地方政府的保守政策，如对暴力罪犯强有力的起诉和监禁，以及积极和明智的社区治安管理，使犯罪率下降。成功的证据见于联邦政府发表的不同报告。如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的犯罪报告汇编(Uniform Crime Reports [UCR])，它汇总了执法部门关于包括谋杀和非过失杀人的犯罪报告。此外，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所进行的全国罪行受害人调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NCVS])汇总了对强奸、性侵犯、抢劫、一般伤人和严重故意伤人罪受害者的访谈资料。
它们的近期报告中的好消息是：暴力犯罪率继续下降。
1994年至1998年4年间，谋杀犯罪率下降了30%。就全国而言，美国大多数地区的谋杀犯罪率多年来一直在降低。尤以东北部和南部最为突出，分别下降了39.4%和35.1%。西部和中西部则分别下降了27%和24%。
至于其他重大暴力犯罪，NCVS的数据表明，1997年至1998年平均每1千户中有37.9户受害，降低了7个百分点，这是自1973年以来的最低点。侵犯财产罪也降低了12%。这两项下降符合4年来刑事犯罪受害率下降的趋势。侵犯人身犯罪率降低7.2%，其中一般伤人罪减少了5.6%，严重伤人罪减少了12.8%。强奸和性侵犯下降了 7.1%。
1996年至1997年，暴力犯罪减少了约4%。1997年至1998年，谋杀和非过失杀人降低了7.4%。东北部和西部的州分别减少了10%和9%。南部和中西部的州减少的幅度为6%。
从1993年至1998年，暴力犯罪下降了26.7%；在非暴力犯罪中，个人偷盗罪减少了45.8%, 侵犯财产罪减少了29.9%。
地方政府的有效努力。近年来在减少犯罪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禁暴力罪犯的政策。卓有成效的治安工作和延长积犯刑期的做法有口皆碑，落实好的反犯罪政策是成功有效的地方政府的一项职责。
事实：纽约市采取严厉政策和优化资源配置来减少犯罪。
从1993年到1998年，由于实行严厉政策和优化资源配置，纽约市总犯罪率下降了47%，谋杀犯罪减少了60%。
上个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中，在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领导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受到广泛报道的纽约市犯罪率下降趋势加快。两任警察局长威廉·布拉顿(William Bratton)和霍华德·萨菲尔(Howard Safir)坚持以关注“破碎玻璃窗”1(broken windows)的途径来减少犯罪活动。该项措施重点抓各种类型的妨害治安行为，包括紧逼不舍的街头行乞、涂鸦，以及地铁逃票。
纽约市警察局(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采取超前性手段与犯罪斗争。它大刀阔斧地改进3.8万名警察的管理及加强局内述职汇报。分析犯罪统计的例会有助NYPD在全市范围内打击罪犯，而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综合整理出的模式减小了辨认该市犯罪高发地点的难度。不像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局那样，在市中心总部上班就意味着事业上的发展，NYPD将它一些最优秀警官派往街区值勤。未能取得工作成绩的地段警长被撤换。部分由于执行这种严格责任制的结果，自1996年以来，向公民评议委员会(Civilian Review Board)的投诉减少了14%；自1994年以来，警察误击平民的偶发事件减少了25%。
事实：自1996年以来，社区警务、技术，以及居民联防帮助波士顿(Boston)降低了30%犯罪率。
实际上，波士顿遏制犯罪的成功可能被低估了。自1968年该市开始采用现行的统计方法以来，犯罪率停留在最低点。除了使用与纽约市类似的对统计数据的计算机辅助分析外，波士顿的官员对社会治安有新的看法，并孜孜不倦地改善社区和警察的联系。1千多个居民联防计划在全市落实。与其他城市由穿制服的警察操作联防计划不同，波士顿的居民联防计划(Crime Watch Program)由居民自己协调。居民定期召开社区会议、向警察当局提供信息，并参与从修理路标到邻里节日聚会的所有活动。他们在收集毒品住宅情况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警长对所在地区的犯罪率负责。
事实：尽管上个世纪90年代，近6万新居民涌入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 Florida)，犯罪率却有所下降。
美国只有几座城市在那10年里比杰克逊维尔吸引了更多的居民，也只有一个城市-圣迭戈(San Diego)-在同一时期内犯罪率降得和它一样迅速。杰克逊维尔社区委员会(Jacksonville Community Council)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1996年与1998年间，夜间在社区行走感到不安全的人减少了20%。
杰克逊维尔得益于佛罗里达州所采取的增长刑期的措施，但警方强调社区日益加强参与治安工作有助于他们降低犯罪率。为了应付该市多元化社区的治安，警察局长纳特·格洛弗(Nat Glover)建立了17个顾问委员会以帮助警方了解各个社区。杰克逊维尔市的居民区服务处(Neighborhood Services Department)开展了一项“深切关怀计划”(Intensive Care Program)，将解决问题的警务和改进商业和居住环境结合起来。用作毒窟的遗弃房屋被拆除，重铺街道路面，种植上了花卉。
事实：圣迭戈犯罪率处于25年来最低点。现在它享有美国最安全大城市之一的美名。
在警察局长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和他的继任戴维·贝哈拉诺(David Bejarano)领导下，圣迭戈警察局与社区组织建立了令人瞩目的关系。《圣迭戈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 写道：
“犯罪率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居民区和警察局有着名副其实的亲密关系，普通警员有着高度自豪感。”
“警察当局成功地将严厉打击罪犯和树立友善社区的公共形象相结合。”
“在桑德斯主管下，警察们知道所管辖区内居民的姓名。每天两人小组三班执勤，并摸索出分享特定问题信息的有效方法。与区内居民会面带来了解决从盗车至逃学一系列问题的新途径。卓越的人事管理也起了关键作用。虽然警察部门在雇用和提升称职的少数族裔警员上无可指责，一旦出现种族歧视的指控，桑德斯仍然立即开展彻底调查。警察当局的努力卓有成效。罪犯生活在理所当然的惊悸之中，居民志愿者的支持与日俱增。1998年，公民志愿者从控制乱扔废弃物到维持人群秩序各个方面的帮助为警察部门节省了2.7百万美元。”
随着更多的州和地方官员采取这样的政策，美国的街道和家庭将会变得更安全。
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
虽然近年来犯罪率在下降，但喜中有忧。
事实：官方犯罪统计并非庐山真面目。
全部犯罪中有大约2/3没有报告警察局，包括55%到60%的暴力犯罪。这影响了UCR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此外，地方警察部门和FBI计算犯罪率的方法存在缺陷。如少计的内在诱惑或上报时将不同罪行归为一类。这样的少计已在几个城市被发现，如亚特兰大(Atlanta)、博卡拉顿(Boca Raton)和费城(Philadelphia)。
事实：与1960年相比，今天的犯罪率仍然很高。
1960年时，每10万美国人中有160例暴力罪行。到了1998年，已攀升至566.4例。据报告，1998年共发生1.6914万起谋杀案，9.3103万起强奸案，44.6625万起抢劫案和 97.4402万起严重伤人案。
到1998年，31.3百万12岁和12岁以上的美国人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在这些罪行中，入室侵犯财产案为22.8百万起(平均每1千户住家发生217.4起侵犯财产案)；8.1百万起抢劫、强奸或伤人暴力犯罪(平均每1千户住家发生36.6起暴力犯罪案)； 29.6万起个人偷盗案，如抢钱包。
仅是上个世纪60年代，犯罪率就不止翻了一番。
根据两党组成的美国犯罪委员会(Council on Crime in America)所述，自1977年至1996年之间，40多万美国人遭受谋杀 - 几乎是越南战争中美国死亡人数的7倍。
如上所述，贫困并非城市犯罪的根源，但犯罪却是贫困的一个根源。只有在内城、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犯罪率大幅度下降的前提下，帮助城市贫困民众复苏经济收入的社会计划方可奏效。应该强调的是，统计近年来犯罪率下降的依据基数很大。随着21世纪的到来，许多美国人仍然不能享受他们所期望的和政府官员所应提供的安全、稳定和高质量的生活。
警察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增加警力将降低犯罪率。然而，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任何“警力强，犯罪少”的简单因果关系。
事实：更多警察并不一定意味着犯罪减少。
1952年至1978年，美国警务人员总人数增加了171%，但是犯罪率却上升了441% - 是警察增长人数的两倍多。
近年来，全国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是首都华盛顿。它的警察人数众多(平均每1千人有7.18名)，高于以下诸城市：底特律(Detroit，5.18名)，芝加哥(Chicago，5名)，纽约(4.23名)，巴尔的摩(Baltimore，4.2名)，费城 (4.06名)和洛杉矶(Los Angeles，2.66名)。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市成功的反犯罪活动并没有增加警力。前警察局长威廉·布拉顿说：NYPD1994年9月人员最多，以后每年自然缩减约1400人，直到第二年招聘把上一年的缺额补足。加班加点大幅度减少。我们的人手减少，可是犯罪率还是以两位数的百分点下降。
事实：在控制犯罪上，关键不在警察的人数，而在于如何管理、部署警察、以及如何确定和执行他们的使命。
NYPD在减少暴力犯罪方面的卓越表现，以及1993年以来在许多其他城市采用的革新的社区治安方法，提供了有效警察管理的许多模式。赋予警长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直接对控制犯罪和减少恐惧负责；使用电脑跟踪犯罪，以锁定犯罪活动的“热点”地区；确认妨害治安和更为严重的罪行间的重要关系。地方警察部门通过这些措施正在取得成功。
然而，人员配备仍然是个关键因素。遗憾的是，正如全国各地新闻报道详尽地指控警察粗暴、贪污和无能那样，一些理应是他们社区出类拔萃代表的男女有时却成了最糟糕的人物。州和地方招募警员时应注重专业能力、个人勇气和道德品质，而不是数量。美国人要最勇敢和最优秀的人来保护他们的家庭。
事实： 低标准雇用警员有损士气和公众信任。
造成警务效率低下的失败管理中，最恶劣的做法包括：故意在招聘时降低标准；减少对应聘者背景的筛查；以政治上无可非议的种族、民族或性别“多样性”配额取代能力和功绩；对执勤警官监督不力；挑选警员时不注意道德品质。这些做法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失去公众的信任，同时也使警务人员自己丧失士气和自尊。譬如，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New London, Connecticut)的警察局于1999年拒绝了罗伯特·乔丹(Robert Jordan)和其他62人的申请，因为他们太聪明。该市警察局长布鲁斯·莱因哈特(Bruce Rinehart)为他雇用智商较低的人的决定辩解说 “信不信由你，当警察是个枯燥乏味的活......如果你雇了一些不甘心干这行的人，到时候可够烦心的。”
在克林顿政府压力下，纽约州拿骚县(Nassau County)的官员于1994年设计了一项招聘警察测验。出于种族原因，故意降低了难度。据《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报道，“县和司法部门操纵测试难度，删除了25个部分中的16个部分，以降低得分高的白人的比例。被删除的部分旨在测试论辩能力、推理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
事实：警察粗暴行为虽未彻底解决，但也并非普遍现象。
新闻媒体以大量篇幅报道了纽约和洛杉矶几例警察粗暴行为。尽管这些事件骇人听闻，但没有证据说明这两个城市中警察粗暴盛行。一些批评者认为近来发生的这些事件的确可能是例外，但仍应从滥用职权的传统进行审议。然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杰尔姆·什科尔尼克(Jerome Skolnick)与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詹姆斯·法伊夫(James Fyfe)1993年进行的分析发现，洛杉矶平均每一名警员每12年才收到一次暴力手段过度的投诉。
1996年，司法统计局与国家司法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联手对12岁和12岁以上的美国人上一年与警察的接触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33%的被调查者与警察接触仅仅是为了自警方获得或向警方提供某种帮助；32%的人作为证人或受害者向警方报案。约0.2%的人受到过警察暴力或暴力威胁(主要是因为他们威胁警察或妨碍拘捕)的经历。
人们普遍抱怨警察的粗暴行为是出自种族动机和警察部门对少数族裔的投诉不进行调查。尽管地方官员应始终认真对待这类指责，但也应注意到最近一项对指控芝加哥警察粗暴的调查研究表明，在证据俱在前提下，黑人的指控并没有受到与白人的指控不同的对待。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休伯特·洛克(Hubert Locke)教授审阅了有关研究资料后发现，男性黑人不成比例地更有可能遭受警察暴力，而许多研究资料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却相异。有些解释将其归结为暴力拒捕、酒醉，以及案发社区中高犯罪率和警察强暴拘捕行为。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罗伯特·沃登(Robert Worden)进行的一项研究对遭遇过警察暴力的对象进行了情景因素的调查，结果发现与酒醉或非法使用毒品后神智不清、进行暴力犯罪、殴打或敌视执行拘捕任务的警察等因素相比，因为黑肤色而受到暴力对待的解释显得有些牵强。
美国人应该坚持，不公正地使用警察力量应受到有力指控，但是他们也应要求执法机构、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官员确保指控方的行为接受严格审查。为了保持社会和睦关系和维护健全的警察力量，指控警察偏颇必须证据确凿。
按种族犯罪倾向锁定犯罪嫌疑人。州和地方警官最近面临日益增多的指控 - 他们按种族犯罪倾向将停车检查锁定在少数族裔身上。1999年克林顿总统命令所有联邦执法机构收集联邦官员或机构在其活动中有无采用按种族犯罪倾向锁定犯罪嫌疑人(racial profiling)。克林顿政府的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确实实行了一项参照种族犯罪倾向来抓捕恐怖主义嫌疑份子的做法。阿拉伯裔美国人团体对这项可能存在的做法表示关切后，司法部审查了用于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未公开的可变参数，并确认该制度并不存在种族歧视。
最近，新泽西州州警察主管人因承认州警察将种族作为停车检查的决定因素而被解职。尽管有这种事例，但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表明全国的警察多么经常因种族因素而停车检查。
1999年4月新泽西州(New Jersey)总检察长就新泽西州收费公路(New Jersey Turnpike)的州警察采取按种族犯罪倾向方法发表了一份报告。1997年4月至1998年11月间两个州警察所进行了约9万次停车检查；被命令停车的59.4%为白人，27%为黑人，8.2%为拉美裔人。调查表明，1994年至1999年间，在不同时间进行的1193次检查中，被这些警察所警察停车和搜身的人中白人占21.4%，黑人占53.1%，拉美裔人占24.1%。报告的结论是“然而，由于缺乏对在收费公路上驾车者的种族和民族特性的可靠研究，这些数据起不到基准的作用，因而无法阐述它们的意义。”
因为没有可进行比较的全国或州的调查和数据，因此很难得出美国盛行按种族犯罪倾向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结论。
联邦法官的关键作用
虽然联邦政府在直接防止和遏制影响大多数美国人的暴力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上仅有相对较小的作用，但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宽大理念的联邦法官却经常干扰有效执法，并对公共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
克林顿总统提名并任命了一些对刑事犯不适当的宽厚而对受害者麻木不仁的联邦法官。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或许与纽约地区法官小哈罗德·贝尔(Harold Baer, Jr. )有关。他在一起重大毒品案中拒绝把34公斤可卡因和两公斤海洛因作为证据，1996年招来一片要他下台的呼声。公众的愤慨迫使贝尔撤消原来的裁决，甚至克林顿本人对自己任命的人也敬而远之。
事实：宽大的联邦法官会给优秀的警务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必须有遵循《美国宪法》所体现的原则的记录，而不能有按个人意图铨译宪法的习惯。在刑事犯罪问题上，克林顿总统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文·布雷耶(Steven Breyer)和路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与通常构成多数的5名大法官之间有着明显的分歧。这两位大法官常常与最高法院最开明的另外两位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和戴维·苏特(David Souter)投相同的票。
近年来，最高法院对有争议的重要问题的裁决涉及：不正当搜查或羁押的构成因素；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性；监狱人满为患；州和联邦死刑程序；联邦刑事法规的诠释；州和联邦刑法的合宪性(如反淫秽作品法和反闲荡法)；拘捕和刑事审讯程序。
在上述问题上，最高法院所做数量之多令人惊讶的重要裁决是以5票对4票或6票对3票做出的。保守的大法官经常能够构成多数，但是，如果自由派的大法官(包括克林顿任命的两位在内)能获得其他任何一名大法官的一票，权力天平将会向他们倾斜。更重要的是，只要最高法院出现一个或两个空缺，就能使下任总统在对宪法有关的许多重大问题的结果上产生主要影响。
1. 关注“破碎的玻璃窗”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做法。当建筑物出现破碎玻璃窗而又无修缮，这意味所在社区开始出现环境衰败。如不采取措施，该社区极有可能蜕变为犯罪活动猖獗地区或犯罪份子窝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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