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棘手的问题新民权议程 Joyce A. Ladner
对未竟的民权事业是否源于种族和社会阶级，甚至对那些久悬未决的问题是否应像肯定性行动那样的政府改革措施来解决，美国民众仍有分歧。民权议程中仍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应对积重难返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二是对议程进行修正，以适应巨变的美国人口状况。如今。新一代的民权领导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消除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尤其是穷苦人面临的不平等。通过运用上个世纪60年代围绕宣传鼓动和提供服务展开的一些社区组织策略，这些领导人应用熟练的技巧，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如发展经济、改善学校，以及使命包括建房到办小工业的社区发展企业。
在美国生活中，很少有哪个问题能像种族问题这样顽固。两个世纪以来，种族问题都给这个国家带来最大的矛盾、挑战和机遇，一再引起对它籍以立国的平等原则的争议。在民权运动处于黄金时期的五、六十年代，它激发起全体国民对种族公平问题的意识。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Kansas) 一案的裁决正式结束了法定的学校种族隔离制度。1964年，国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 (Civil Rights of 1964)，并于1965年通过了选举权法案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从此黑人 的政治参与程度大大提高。1904年时，美国国会只有5名黑人议员，而在1998年已增加到39人。
然而这一运动的胜利，不论当时看来有多么大的决定性意义，却没有带来活动家和决策者所期望的那种长久的平等。对许多事关生计问题的关切，如失业、劣质住房、低教育水平、不安全街道、不断恶化的儿童贫困和无家可归现象取代了对投票、共用午餐柜台和就读废除种族隔离学校的权利的关切。新问题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超出了立法和社会改革的范围。那种主要依靠司法和抗议来变革的旧民权模式变得似乎越来越无效了。
民权运动的贡献
民权运动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天长地久。首先，它消除了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困扰着美国的法定的种族隔离制度。它还使国民相信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即个人和社团有权向政府请愿，要求对涉及他们的错误法律拨乱反正。随着这个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广泛的选民利益群体—如妇女、老人、儿童权利倡导者、残疾人、同性恋者、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强调受影响群体的权利要在涉及他们利益的决策中起关键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些各自利益不同的选民群体的出现，使得那种由劳工、宗教社区，及对民权运动富于同情心的白人和黑人组成的旧民权联盟很难维持下去，无法再促进美国后民权时代的种种新议题。事实上，60年代那种种族融合与平等的主流社会思潮在今天已经被一种不露声色但很阴险的看法所取代。许多黑人和白人都觉得自发的种族孤立和种族隔离未尝不可，即使在那些基本利益相似的族群中亦是如此。
对未竟的民权事业是否源于种族和社会阶级，甚至对那些久悬未决的问题是否应像肯定性行动那样的政府改革措施来解决，美国民众仍有分歧。新兴的中产阶级中非洲裔美国人成功人士的有力事实有助于说明那些种族议程反对者的感受。与此同时，规模庞大而又棘手的黑人下层阶级中存在的贫困问题已深入到全国的城市内城和偏远的农村社区，对所影响的群体生存机会，尤其是儿童，造成了极大的限制。
尚未完成的民权议程
民权议程中仍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应对积重难返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二是对议程进行修正，以适应巨变的美国人口状况。
黑白种族之间的不平等顽固地表现在收入、教育、健康、住房、获得技术的途径和社区安全上。全国的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如今被婉转地称做“黑人开车”1的按种族判断犯罪倾向、租房或买房时得不到公平的渠道，以及在刑事司法制度中黑人被捕和判刑所受的不公平待遇。
许多人仍然认为政府的介入是提供领导作用权以消除不平等的最有效方法。但另外一批人则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不能仅仅靠政府，也不能完全依靠志愿的或私人部门，而应该是由政府、市民社会、企业和个人等积极力量组成的联盟来承担。他们预见到宗教团体兴起的作用，特别是那些为非洲裔美国人服务的团体；他们还预见到工业界在雇用和培训最贫困和最缺乏技能的人方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民权议程上的第二个事项涉及到自从1965年以来急剧增加的移民人口。拉美裔人口现在超过了非洲裔美国人。到2050年，美国社会里种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所依据的传统少数族裔-多数族裔的人口模式可能会过时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那种传统的黑-白种族关系模式，而形成了一种反映了国家在种族、民族、性别和生活方式上广泛多样的新模式。
异族通婚的增加已经改变了身为白种人或身为黑种人是如何的历史观念。深受瞩目的人物，如高尔夫职业运动员泰格.伍兹 (Tiger Woods) 即代表了这一代美国人—他们容纳了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以及其广泛的社会内涵，重新确定了种族的含义。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了本世纪中叶，美国人将会以一种变通的而非拘泥刻板的观点来看待种族问题，与巴西人如何看待他们多种族的人口构成不无相似。
需要新的模式
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没能预见到一种应对日后民权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的灵活行动模式。而今天仍在继续寻找这种模式。事实上，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开拓解决黑白种族不平等、全国种族和民族的多元性，以及白人贫困的灵活措施。一个办法是重建一度被黑人选举团取代了的黑人志愿组织。杰西.杰克逊 (Jesse Jackson) 的彩虹联盟 (Rainbow Coalition) 就是朝架设一座高大帐篷方向迈 进的一步。在其庇荫下，是新旧弱势群体和穷苦人都能找到共同关心的问题和议程。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1967年建议的穷人运动也承认，完全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联盟对于解决白人贫困问题是不够的。
新一代的民权领导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消除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尤其是穷苦人面临的不平等。通过运用上个世纪60年代围绕宣传鼓动和提供服务展开的一些社区组织策略，这些领导人应用熟练的技巧，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如发展经济、改善学校，以及使命包括建房到办小工业的社区发展企业。
这些领导人中最卓有成效的是如鲍勃.摩西 (Bob Moses) 那样的一些人。摩西是60年代活跃在美国南部的一个重要的争取选举权活动家，现在在教授数学扫盲班，为贫困的孩子进入技术主导的职业做准备；尤金.里弗斯 (Eugene Rivers) 是波士顿 (Boston) “十点联盟” (10-Point Coalition) 的创建者，该组织致力于解除帮 派的凶器和改造青年们的生活；哈蒂.多尔西 (Hattie Dorsey) 创立的“亚特兰大邻里发展伙伴关系” (Atlanta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帮助重建衰败的街区； 还有罗伯特.伍德森 (Robert Woodson) 领导的全国邻里企业中心 (National Neighborhood Enterprise Center)。经过他的调停，哥伦比亚特区 (District of Columbia) 最暴虐的团伙之间实现了休战，并为其成员安排了包装工作。
后民权运动中那些成功的领导者大都活动在主要是以社区为基础的非赢利部门中。他们知道如何通过除共同目标还以技术能力为基础的跨文化联盟来重塑自身形象及策略；他们清楚如何建立公共和私人的资源基础；他们明白如何在官僚政府的迷宫里为争取资金而周旋。他们正积极培训新一代年轻领导人来接班。他们在这些工作中运用的技巧主要包括涉及策划、财政、技术和政府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懂得在敦促组织成员自食其力的同时，如何制定适宜的方案来处理原本就已复杂的错综、多层次的问题，及争取资源以便重建衰落的基础设施和整顿公众服务，使其更有效、成本更低地运作。
总而言之，有两个问题最突出。第一，多元文化的群体 （如纽约[New York]的波多黎各人、华盛顿特区的中美洲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洛杉矶 [Los Angeles] 的亚洲人和拉美人）和公民社会中的非赢利性组织能否与民选官员联合起来、能否团结一致应对后民权议程问题？第二，面临不断增加的支出和改进服务及财政责任的要求，城市（包括像华盛顿特区和费城那样在经济上和机构上重建并正在复苏的地方）怎样才能为其所有的市民提供支助呢？◇
选自The Brookings Review, 2002年春。版权所有1999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 “黑人开车”是从违法的“酒醉驾车”（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引伸而来。 — 编注
交流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