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原则市场道德规范 Martin Wolf
市场经济几乎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也几乎到处招来斥责。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内的持批评意见者都指责资本主义导致巨大不公，破坏环境，并削弱了民主。本文作者辩称，这种观点纯属无稽之谈。他认为，市场经济是至今为止所能设想的最公平、最人道的经济制度。
与曾经存在过的其它经济体系相比，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更加行之有效。在经过两个世纪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尤其是自苏联解体、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变以来，任何其它的经济体系已很难得以验证了。
然而，市场模式的成功却几乎到处遭人厌恶。持批评意见者勉强承认，资本主义可能比其它可行的选择更为有效。但他们坚持认为，它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一种鼓励道德败坏 — 贪婪、无情、对他人命运漠不关心 — 的制度，一种导致不道德后果，即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的制度。
反全球化自由派1最坚决地表述了上述观点。但在经济学家们之中，还出现了一种虽则类似，但更为隐晦的批评意见。其中一些人甚至谴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非人性的，需要副“人的面孔”。市场经济需要一个支持它的法律和管理体系，这一点容易被认可；由政府来资助社会福利计划是可取的，只要它们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也是容易被接受的。但声称市场经济不道德却是一派胡言乱语。
市场经济依赖并鼓励宝贵的道德品质；为人们从事利他性活动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承载个人自由与民主；并已创造了在所有重要方面比以往所有传统等级制度都更为平等的社会。简言之，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设计的最为公平的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确实是既不造就，也不鼓励圣徒。但是，想想资本主义所培育的那些高尚行为，即诚信、可靠性、个人创新、文明礼貌、自力更生和自我克制吧。持批评意见者说得不错 ?这些品质无一不是为一己之利服务的。既然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几乎毫无例外，那这也就不该让人大惊小怪了。
然而，人也并不完全是利己的。繁荣的市场经济为那些并非只以谋取财富为目的的人创造了大量的诱人机遇。人们可以在非政府组织，即慈善机构中谋求一份工作。他们可以在公共部门从事医生、教师或警员等工作。他们可以在中学和大学讲授抨击资本主义种种邪恶的课程。那些赚得大量金钱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将其用于任何目的。例如，他们可以将其捐赠出去。有相当多的人已经这样做了。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对消除痛苦与不公正，确保人类同胞的（近年来还包括动物的）福利深表关切。人们之所以关注于此，是因为富裕、自由的社会特别强调个体的健康和福祉。生活不再是严酷、蛮野、短暂的，而是温馨、和睦、悠长的，它比从前更加珍贵了。
盛行于两个世纪前的野蛮惩罚和随意侮辱再也不为文明人所接受。奴隶制和农奴制也同样遭到唾弃，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者已被认定为不合时宜和毫无道德。军国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即反自由主义者，尽管只是一时而为，却已使这些恐怖死灰复燃。那些令其死灰复燃的信条极端地反个人主义和反市场是绝非偶然的。
而意识发生改变的另一个实例则是环境保护主义。文献资料充分表明，所谓慈善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已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市场经济则大大避免了这种灾难。这是因为，较之那些穷困潦倒的人，富裕阶层往往更为关心自己的生活环境。
此外，只有自由的民主主义才有可能使对环境的关注一贯为人所知晓并得到处理。它赋予环保主义者实施其纲领和为实现其目标而筹集资金的权利。它将公共和私有部门分隔开来，从而赋予政府监管商业活动的能力。而且，由于在自由社会中，信息得到广泛传播，公司如希望维系自己的声誉就必须遵循环保标准。
持异议者品牌化
目前针对市场经济的更加险恶的指控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削弱了个人自由并颠覆了民主。在《不要标识：瞄准品牌恶霸》(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 一书中言及 “公司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在那里我们向标识致敬，几乎没有批评机会，因为我们的报纸、电视台、因特网服务器、街道和零售点都受跨国公司利益的控制”时，被拥戴为反全球化斗士的内奥米.克莱因 (Naomi Klein) 陷入了偏执和奇思异想。
事实上，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民主的一项必要条件。正如17世纪哲学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所言，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个人可自由拥有和处置财产的权利，它只受合理的法律约束。自由拥有和处置财产的权利转而又促成了有关政治自由和法治思潮的兴起。
稳固的财产权需要稳定、持续的，旨在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府。正如已故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 (Mancur Olson) 所言：“唯一能够确保个人财产权和个人契约权世代相传的社会才是稳固的民主社会。”但持续的民主需要法治：这一制度只有在当权者接受言论自由、政治竞争和遵守选举结果的情况下才能持久。法治最初也是作为推动商业发展的一种手段应运而生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奠定了民主的基石，而非相反。
与此相对照，计划经济总是伴随着集权统治。捷克共和国前持不同政见者，后任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曾指出，控制了经济命脉的政府势必要控制一个国家的公民生活。没错，有些国家证明了这一点的反面：它们实行了市场经济，却不享有民主，也没有公民权和人权。但尽管有些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还）不是民主国家，所有的民主国家却都实行了市场经济。正如杰出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 所指出的，“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政治上实行民主的国家无一不是由私人所有制和市场协调来主导经济的。”
市场以另一种方式即增长来支持民主。人均产值提高时，社会条件将显示为“正和”，即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将变得更加富裕。这一结果使政治相对较易管理。而在静态的社会，则是“零和”条件盛行：如果有人所得更多，就必定有人所得更少。可以肯定，如果环保主义者将零经济增长纲领强加给一个国家，那么它将迅速变为独裁的国家。
与克莱因及其支持者的看法相反，市场经济非但不会抑制民主，反而会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制造持不同政见者。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一书中所述，自由的民主国家是唯一自己创造反对派的社会。只有在市场经济中，富人才会向大学大量捐献钱款，尽管许多教授和学生都鄙视资本主义和富裕阶层。只有在市场经济中，谴责富人和权贵的图书和报纸才有可能出版，并得到成功销售。
尽管克莱因针对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全球品牌发表了种种悲观的言论，但看来她的确已凭借市场经济而得益了。在任何其它制度下，她的书都不可能成为在国际上引起如此轰动的著作。鉴于她已集媒体的万千宠爱于一身，因此，她对传媒巨头的埋怨就显得多少有些空洞了。甚至可以说，《不要标识》一书本身即是一种品牌。市场经济不但供养对它持批评态度的人，而且还包容他们。
消除不平等的伟大力量
不平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祸害。的确，市场经济的成果远未得到平均的分配。然而，所有细化劳动分工的复杂社会无不是不平等的。实行市场经济的那些国家不仅社会不公程度最低，而且所生成的不平等的伤害力也最小。在农业王国和封建社会，国王和贵族可以任意攫取其臣民、农奴和奴隶的劳动、财产，甚至生命。也许，最不平等的社会就是20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政权2。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心血来潮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造成约2000万人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暴政却是以所谓的资本主义灾害来为自己辩解。为了消除市场所带来的不平等，所有的权力都被集中到了国家的手中；结果导致了更加不公正的财富分配，从而让那些掌控经济命脉的人从中获益。
眼下，声称市场经济已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令人吃惊的不平等是一种时髦的举动。从19世纪初至1965年前后，全球家庭收入分配不均的趋势的确是在逐渐地强化。但对这一趋势必须正确地加以理解。尽管世界人口几乎增加了6倍，但生活在生存边缘即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口比例，实际上已从1820年的80%以上降到了今天的约20%。
此外，全球不平等的加剧并不是由各国国内而是由各国之间加剧的不平等造成的。这一差距反映了那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和那些没有采取这一制度的国家所遭遇的失败。同样，全球不平等趋势看来在过去20年里得到的缓解也表明，中国以及印度（在较小程度上）已成功地引入了有活力的市场经济。
在所有重要的方面 — 确定个人抱负、享受充分的公民权利和对公民地位的保护的能力 — 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都存在着无与伦比的平等。较之工人阶级，富人在民主国家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要更大一些。但与传统等级社会中富裕阶层所掌握的权力相比，如今富人的影响力已受到严格的制约。
正如一帮恶棍在2002年所发现的那样，没有哪个百万富翁或哪家公司可以轻视法律。连《福布斯》(Forbes) 排行榜上的世界首富 — 微软公司 (Microsoft) 的比尔.盖茨 (Bill Gates) 都发现，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的低收入律师追踪调查微软垄断操作的证据时，他对他们也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在法治化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盖茨可以支持但不能胁迫政治家；可以劝诱但不能强迫消费者；可以控制其公司的命运，但不能控制其雇员的生活。盖茨不是暴君，也不是霸主，他只是一位公民、企业家、投资者和慈善家。
自由市场经济在道德上是不完美的，其部分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反映的是不完美之人的趣味、欲望和动机。市场经济所满足的主要是绝大多数人的欲望而非少数高雅人士的趣味。它所奖励的主要是奋进的从商者而非哲人。它所仰仗的主要是个人利益而非普世博爱。反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抨击来自于梦想家和知识分子，前者将资本主义与从未存在的理想制度加以比较，后者则对他们在一个只有满足普通人的需求后财富与功名才能获得的社会中所处的卑微地位感到愤愤不平。不道德的并不是市场本身，而是持批评意见者们草率与放纵的论断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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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的道义》(The Morality of Capitalism) (圣利纳兹：约翰.博奈森演讲系列 [St. Leonards: John Bonython Lecture Series], 1997) 一文中，詹姆斯.Q. 威尔森 (James Q. Wilson) 辩称，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极为公平的制度。该篇讲演可在澳大利亚独立调查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 in Australia)的网站上找到。
两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就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撰写了两本最具影响的著作，即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Harper & Brothers]，1942）和弗雷德里克.A. 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的《自由的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新近问世的作品包括曼瑟尔.奥尔森 (Mancur Olson) 的《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纽约：基本书局 [Basic Books]，2000）和亚诺什.科尔奈 (Janos Kornai) 的文章《从社会主义转变到资本主义意味什么和不意味什么》(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0年冬季刊）。
埃尔南多.德索多 (Hernando de Soto) 有关资本主义、财产权和经济发展的开创性著作包括《另一条道路：第三世界的隐性革命》(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 [Harper & Row]，1989）和《资本的奥秘：资本主义为何胜在西方败在别处》(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纽约：基本书局，2000）。如欲更详细观察全球不平等问题，请参考戴维.S. 兰德斯 (David S. Landes) 的《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为何有些国家如此富有而有些国家如此贫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 [WW. Norton]，1999）和南希.伯索尔 (Nancy Birdsall) 的文章《人生是不公平的：世界的不平等》(Life is Unfair: Inequality in the World)（《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1998年夏）。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行精辟分析的著作，其中包括：约翰.格雷 (John Gray) 的《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纽约：新书局 [New Press]，1998）和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的《全球化及其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2002）。其它对市场经济更为犀利的批评包括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 的《不要标识：瞄准品牌恶霸》(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多伦多：加拿大克诺普夫公司 [Knopf Canada]，2000），该著作依然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定义文本。克莱因的最新著作是《篱笆与窗户：发自全球化大辩论前线的快讯》(Fences and Windows: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多伦多：加拿大文特奇出版公司 [Vintage Canada]，2002）。作为回应，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撰写了《克莱因的错误》(Klein's Clangers)（《前景》[Prospect]，2003年2月）一文。另一本备受争议的反全球化檄文是诺雷纳.赫兹 (Noreena Hertz) 的《静悄悄的并吞：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之死》(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纽约：自由出版公司，2001）。沃尔夫在《幼稚的左派》(Infantile Leftist) 一文中对赫兹的著作进行了评论（《前景》，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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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沃尔夫是《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的副主笔、经济学首席评论员。
- 在美国的政治概念中，“自由”、“左”和“左派”泛指捍卫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并认为政府是平整场地的机制从而弱势者能平等地参与竞争或至少生活得无忧无虑的民主党人和其他人。譬如，他们主张政府执行福利计划和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和监管以确保各方面的平等。因而，他们是和“大政府”联系一起的。—编注
- 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指为一个特定民族利益服务的国家（政权），如希特勒妄图建立的纯雅利安族的国家。因此，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被称作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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