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缘何可以称为美国世纪
Harold Evans
1941年，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写道，20世纪将是美国世纪。将近60年后，历史学家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写了一本长达700页名为《美国世纪》的书。在该书前言中，他解释了为什么他相信20世纪确实就是美国世纪的原因。
1941年，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写道，20世纪将是美国世纪。将近60年后，历史学家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写了一本长达700页名为《美国世纪》的书。在该书前言中，他解释了为什么他相信20世纪确实就是美国世纪的原因。
1889年春天，13位船长（每人代表最初的13个州中的一个）划着一条白色驳船，驶入华尔街码头。港口内的舰队鸣放了礼炮。登岸的那位大人物衣冠楚楚，正是美国第23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更令人难忘的是，他是美国进入第二个百年后就任的头一位总统。这一天距美国首位当选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同一地点登岸正好100年。华盛顿当年没听到礼炮声，由于1789年美国还没有值得一提的海军，他未能享受到这一殊荣。那年4月16日，华盛顿带着“言语难以表达的，因焦虑和痛苦而感到压抑的心情”，离开了他在芒特弗农（Mount Vernon）的家。4月29日，在纽约这座新国家最初的首都，他发表了首次就职演说，将美国送上了历史的舞台：《美国宪法》早在1788年便获得了批准，首次大选于1789年1月举行，但只是在4月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美国政府才开始有条不紊地运作。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统治下的国家有近四百万公民，他们集中在东海岸。而美国第23任总统手持首任总统就职时用过的《圣经》，为一个拥有6千2百万人民的国家祈祷，他们已征服了一个大陆。100年后的1989年4月，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演说时代表了近2.5亿人民，他们已在世界上占有突出的领先地位。美国进入第二个一百年时，20世纪大部分岁月已成为历史，但它的光芒照射到整个20世纪。20世纪堪称美国世纪。英国称雄于19世纪，中国可能会在21世纪发挥深远的影响，但20世纪属于美国，因为它的建国思想中有关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信念已高奏凯歌。在政治上鼓励建立开放和平等的社会或许源于启蒙时代英国和法国的哲人们，但实际开拓走向个人成功之路主要归功于美国人；靠友谊和理想的纽带构成自由的国家共同体而非仅仅依赖于权力平衡的机制的思想则是美国人的独创。这些是美国主要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只是在美国进入第二个百年时，它才成为占领先地位的世界经济、军事和文化大国。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在这短短的100年内，美国的财富增长了不是一倍或两倍，而是整整四倍，从而使美国人享受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有一种关于时尚的评论颇为有趣，说美国人的物质享乐（他们的电影、汉堡包、可乐、俚语和服装）已如《时代》周刊（Time）的亨利
·卢斯所说，"成为从桑给巴尔到汉堡的世界所有国家共识的事物。”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构成本世纪决定性的要素。一个民族的荣誉不在于他们的经济指数，可获保险金额及其标名牛仔裤的名气，而在于他们的理想，他们对资源的利用，以及他们在骄傲和贪婪的诱惑中如何塑造自己。
20世纪，基本上持孤立主义立场的美国人不仅仅发家致了富，扩展了他们国内的自由。他们以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胆识、慷慨和远见卓识，维护了西方的文明。他们齐心协力，挫败了法西斯的暴政，遏制了苏联的极权主义，直到苏联将自己埋葬—而这正是不久前尼基塔·赫鲁晓夫所预言的西方难逃的厄运。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以农业民主为基础，并为其服务。美国进入第二个百年的头几十年中，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以适应错综复杂的工业化社会。对美国人来说，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世界强国这一新角色是一段更令人烦恼的经历。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敏锐而富于同情心地对美国进行了分析，看到的主要是国内发展民主的潜力，而不是美国民主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的世界领导能力。他对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进行观察后指出，民主在执行外交政策上往往处于劣势，因为它无法秘密采取措施，或是耐心地等待结果：“从罗马人到英国人，几乎所有那些通过构思、贯彻和执行庞大的设计来对世界的命运施加强大影响的国家，都是由贵族体制治理的。”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和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等一些后来成名的美国人，很早便认识到美国力量的意义，但广大民众都想使他们的半球远离冲突；他们未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时，美国人的情绪充分体现在一位舆论界领袖的激情之中，他通常致力于鼓舞士气，而不是危言耸听。1941年，卢斯在《时代》周刊上写了一篇他命名为《美国世纪》的文章，但这一标题在当时名不副实，只是一种希望。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们美国人并不快乐。美国并不令人感到欣快。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也不令人感到高兴。我们要么精神紧张(或心情郁闷)，要么冷漠无情。”他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美国人在精神上和实际上都无法适应他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国家这一事实。卢斯的话听上去颇似催人奋进的号角。他呼吁，美国要“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和充满激情地”争取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将文明、正义、真理和博爱的理想传遍全球，投身于使人类摆脱贫困，过上大卫王所说的，近乎于天使生活的神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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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的这篇文章可谓掷地有声，但可能过于超凡脱俗和纯洁高尚，因而不是所有人都能被其打动。历史学家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替美国当时盛行的孤立主义思潮和老百姓不相信任何说教的状况说了话。张伯伦说，卢斯企盼的“美国世纪”，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他的呼唤显然是普罗米修斯式(Promethean)的。张伯伦说，美国人还没达到那种英雄主义的境界。卢斯的计划所呼唤的那种信念“维持不了多久”；由于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凤毛麟角，在平常年代，卢斯的计划必定会被那些擅长用伟大口号达到阴险目的的伪君子所利用。一个干涉主义的美国很可能堕落成“帝国主义国家，丧失自由精神，而与纳粹德国如出一辙。”纳粹（即使在大屠杀前）的比喻未免有些牵强，但张伯伦预感到家长式统治和为世界提供无法实现的希望的诱惑。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以颇有诗意的语言指出：“展翅的鹰应该收起自己可笑的羽翼，不要去学开屏的孔雀。”
“”“”“”“”“”毫无疑问，与对待欧洲和日本不同，美国处理拉美问题时往往不顾自己的理想，而镇压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行动。20世纪60年代，张伯伦的担忧再一次在印度支那的错误判断中得到了证实。从孤立主义过渡到善意的国际主义不完全是有意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敌人所犯的错误恰到好处：如1916年，德国皇帝宣布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背信弃义地袭击，以及希特勒鲁莽地对美国宣战。它还与世界各地发生的意外事件的令人震惊程度密切相关。假如杀死芝加哥市长的那颗子弹打在它预定的目标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假如在公园大街撞倒温斯顿·丘吉尔的轿车开得再快一些……毫无疑问，假如在战争开始时，英国没有得到美国的援助，没有受到民众爱国情绪鼓舞的领导人，它也会被纳粹击垮，或与其签订城下之盟，那么到1941年，整个欧洲都将处在纳粹的魔掌之下，我们要说，那对美国必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或者，假如希特勒败给了斯大林，共产主义霸权会以更冷酷的地缘政治策略提前发动冷战。但最终，尽管所有这些艰难险阻，卢斯发出他那号角般的呼唤后的50年的历史，证明了他对美国的信念是正确的。当然了！正如他所写的那样，20和30年代的民族主义不仅被一种现实主义的自我利益所冲淡，它已被一种领导众多志同道合国家的观念取而代之，即如果必要的话，要作出某种牺牲。到20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已是卓尔不群，而欧洲和环太平洋国家的竞争力本身也是美国人的成就。战时的敌人和盟友都加入了新的自由化国际秩序。没有什么设计比美国在本世纪后半叶发起并参与建立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济福利、卫生、教育、集体安全和人权等国际组织在思想上更高尚，行动上更出色萮的了。
美国在处理本国事务和领导国际行动时，有那么几段时期在其道德观念上曾有所动摇和倒退。在经济个人主义和社会福利之间，在人人自由的资本主义和劳工权利之间，以及各州的权利和统一的中央政府之间保持平衡，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详尽阐述了美国历史上一种循环方式的前提，它摇摆于个人利益与社会目标之间，但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保守主义和改革自由主义都信奉个人自由、宪法国家和法治。但是，如他所说，如果美国思想中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分支的共识多于分歧的话，摇摆的速率往往是令人不安的。在开头的数十年中，大工业联合体掀起了追求私人利益的浪潮，腐败的立法机构纷纷提供帮助，殷勤讨好的法院更是大开绿灯，从而使个人主义或社会平等几乎失去了立足之地。事实证明，美国人极其擅长企业组织，但辛勤工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却受到了粗暴的剥削，美国的自然资源也在不顾及将来的情况下遭到掠夺。20世纪20、40和50年代，美国曾经历过几段疯狂的时期。当时，善良的人们袖手旁观，自由社会的价值受到动摇。任何宪法都需要人们有捍卫它的勇气。许多人长期得不到所有人理应能得到的自由，自由还遭到滥用致使少数人获利。有人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以没必要保密的秘密愚弄公民的爱国主义。在欣欣向荣的20世纪60和80年代，有过几次残酷、排他和非正义的行动，一度使美国偏离了正确的道路。80年代，物质主义的“大烧烤”越烧越旺，但内城贫民窟破烂不堪的状况却依然如故，这无疑是对“美国梦”的一种羞辱。美国进入第二个百年之初，一个如此多种多样，有着难以实现的理想的国家能否在自身的实验中生存下来受到质疑。沃尔特
“”“”·惠特曼认为，事实可能证明美国是“所有时代中最大的一个失败”。1889年，24岁的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首次横穿美国，认为美国是由一些交战的部落组成的大群岛，在心怀不满的各派势力争相从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中分一杯羹时，必定会四分五裂。基普林是个心怀嫉妒的外国人，但1901年时，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享利·亚当斯(Henry Adams)预言：“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势头，目前的美国社会必定会在将来某个时候，或较遥远的时候，但不会超过50年，折断自己该死的脖子。”1893年，在芝加哥的世界美洲博览会上，年轻的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告诉众多历史学家，美国力量、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特点有消失的危险，因为它们在原有领域的根基几乎已不复存在。
1905年H.G.韦尔斯蕄(H.G.Wells)在白宫访问西奥多·罗斯福时，他大胆地向这位历届总统中最热情奔放的总统提出了所有这些怀疑：“美国开国时的场面的确壮丽无比，但这能传达任何明确的持久和成功的保证吗？美国是一个大孩子还是一个大失败？”罗斯福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美国不久必将风雨飘摇的想法，但他却选择权当美国梦想可以实现的生活方式。他信心十足地握紧拳头说：“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
罗斯福乃是使美国在第二个百年的艰苦过渡时期得以延续有见识和有创造性意志的体现。他当时凭着希望回答了那个问题，而现在，我们可以用实际经历来回答了。美国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连串实验的一个新阶段。它的努力是行之有效的。这是因为，这种努力受到了美国人民内心深处的自由之光的鼓舞。民主思想得到了传布。它尊重致富的期望，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居所的权利，免费教育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美国仍受到污蔑，但那些批评美国最激烈的人却在模仿美国。因此，据说美国可以驾驭未来。今后几十年中，历史学家们将关注美国如何经过曲折的道路达到这一高度，但也可以通过美国进入第二个百年的某些人物和事件加以说明，这即是本书的宗旨。
美国进入第二个百年的开端相当不错。1889年乘船到达美国的移民可以看到其前辈几十年前无法看到的情景：摩天楼，即美国式热情和信心的象征。当年，纽约市第一座钢结构管架的摩天楼竣工。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带金色圆顶的世界大厦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甚至比《纽约时报》新建成的大厦还高36英尺。自由女神像落成仅3年，首次使用钢缆的布鲁克林悬索桥建成仅6年。这座悬索桥本身即是腾飞的象征，显示了来美国的移民会取得的成就，因为这座悬索桥的设计者约翰·奥古斯塔斯·罗布林(John Augustus Roebling)来自普鲁士。从1889年起，美国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至首座摩天楼很快便不值一提了，也就是10年光景吧，英语中出现了“空中轮廓线”一词。这座城市的建筑显示的已不仅仅是力量。它们已成为新旧美国的明显分界。19世纪的农业和拓边社会的特点是规模小、偏僻遥远、地方主义和增长缓慢，以及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信念和偏狭性，而此时却将被规模宏大、四通八达和增长迅速为特点的，干劲十足和喜欢探索的工业化美国所取代。到1890年，由于有了新的贯通美洲大陆的铁路，和颇具探险色彩的内河轮船，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制造商及其工程师们，可以完全控制五千五百万消费者和数量巨大的低价原材料。大陆市场和国家意识已准备携手并进了。
美国当时在地理、政治和心理上仍存在巨大的地区性差别。东海岸有资金，中西部有劳力，两地相加，占美国面积的六分之一，美国人口的近一半，云集了许多有想像力的企业家。号称“世界屠宰场”的芝加哥奋力冲破自身的限制，成为新型工业化大都市的样板。到1889年，它已超过费城成为人口居美国第二位的城市。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芝加哥市，堪称世界第五大德国人城市，第三大瑞典人城市和第二大波兰人城市。它设想将来把城市建成带电灯的象罗马似的古典城市，以便击败纽约，争办庆祝发现美洲四百周年的1893年世界美洲博览会。但是，按照当时的说法，它那层如马克·吐温讽刺为“镀金时代”的镀金表面，不过是金玉其外，虚有其表而已。关于芝加哥，基普林宣称：“一座城市—没错，是座城市。可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到它了。它的居民都是野蛮人。”
“”“”“—”只有东海岸的城市和乡村看上去有根深蒂固的文明。南北战争过了24年后，南方那令人断肠的美景变得一片荒芜。西部的野兽比人还多，而且没有任何政治力量。俄克拉何马、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各州在华府既无参议员也无众议员。马克·沙利文(Mark Sullivan)是《柯里尔》(Coller)双周刊的编辑，据这位精明的记者报道，从阿勒格尼山萷(Alleghenies)地区到太平洋沿岸，美国进入第二个百年时的情形“大致仍是一个拓边者和流动者的国家”：原始的山谷中点缀着碎煤机，炼铁炉和烟囱；西宾夕法尼亚和东俄亥俄竖起了一座座木制石油井架；刚挖了沟槽的大草原上建起了一幢幢草房，由单薄的木柜架房子和临时帐篷组成的小镇显示出其短暂性，四散在沿圣菲和太平洋联合公司的东西铁道线的狭长区域内。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描述了乘火车去西部的漫长旅程。拓边者和想要发财的人们挤在狭窄的木制长凳上。入夜，蒸汽机车的轰隆声划破了大平原黑色的夜空。他们躺在铺在长凳间的木板上，为三个草垫付两美元；太阳升起前，炉火烧得很旺。到了第一站，"当地人会将牛奶、鸡蛋和咖啡蛋糕带到车上，整个车厢很快便布满了在床板上举行的小型早餐会。”1889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局长报告说，美国的未开发地区被分割成一个个隔离的定居地，以至于“找不到一条疆界”。1889至1890年间，国家工具（立法机构、选举和司法机构）来到了北达科他、南达科他、蒙大拿、华盛顿、怀俄明和爱达荷地域上的矿工营地和牛仔城镇。要想捱过从纽约到加州的13天路程仍需要坚强的意志。史蒂文森说，人们乘火车西行时，会遇到同样拥挤的火车向东开去。在内布拉斯加的平原上，在怀俄明的群山中，等待东去的乘客们跑向站台，通过车窗向他们喊道：“回去吧！回去吧！”但是，过去的美国将一去不复返。
自1873年至1897年，美国处于间歇发作的长期萧条阶段，而1889年是其中相对不错的4年中的一年。这一年，失业人数超过90万，约占劳动力的4%，但是，有6百万人受雇于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他们的状况要好于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繁荣的英国，比起欧洲大陆来那更是强多了。一个无技术的移民一周工作60个小时，可在两至三个月内挣100美元，而在意大利或匈牙利，这相当于一年的收入。尽管不像英国那样贫富悬殊，美国也存在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现象。这里有钱人和收入宽裕的人占家庭总数的12%，他们拥有房地产和个人财产的86%。但是，家庭收入还是比较平均的。五百五十万户家庭属于较贫困阶层，年收入低于500美元的贫困线；但是，有五百五十万户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年收入为500至5,000美元）。中产阶级在增长，它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中产阶级了。当然，这里没有电冰箱，只有盛冰的盒子，也没有真空吸尘器，但是，有些人家装有新问世的电话，而且他们可以陶醉于从西尔斯连锁店磒(Sears)买来的手摇留声机播放的流行音乐中。这种留声机的零售价为18.75美元，加上5美元的12张“最好和名气最大的”唱片。税收很低，而且不征所得税（当时要供养的联邦雇员不到20万，相比之下，1989年已达300万）。报纸上充斥着到佛罗里达购买住房，跻身于“财富和知识的代表之列”的诱惑性文字，有60,000人付100美元买游艇的船票前往欧洲。正是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美国人处境最艰难。在北方，无技术的农业工人一年约挣260美元，南方农业工人挣不到200美元（相当于1990年的约2,600美元）。由于有了多铧犁、收割机、收获机和脱谷机，10名男子当时可以生产1822年要60人才能生产的麦子。但是，农场主和种植园主们被夹在下降的世界农产品价格和上升的信贷和设备成本之间。他们的妻子喜欢翻阅由蒙哥马利
“”“”·沃德(Montgo- mery Ward) (1872年) 和西尔斯 (Sears) 及罗巴克 (Roebuck) (1886年) 发明的邮购目录，但他们却拿不出钱来让妻子购物。农场主必须以大量作物为抵押，借钱购买种子、饲料和农具，这种作物抵押制度中的供应方收取60% 甚至更高的利息。1889年的畅销书是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这是一部关于2000年中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小说，但是，农场主可不愿意等那么长的时间。一次农民叛乱在南方掀起，并扩展到西部，播下了新政治运动的种子，这将向两个主要政党提出挑战，并使它们发生重大变化。令我们这代人感到好奇的是，当时是共和党人支持较积极的政府（但是要为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服务），而民主党人则想限制对各州和个人事务的干涉。
当时生活在美国南方的美国人处境最艰难。数百万白人和黑人陷入作物抵押制的泥潭中，沦为无依无靠的苦力，土地所有权丧失了，沉重的债务到死也还不清，只能留给儿子。在北方，儿童可以享受7年的免费教育，在南方，能有3年便是幸运的了。不要指望能从传统的政治行动中得到救援，南北战争使南方只剩下一个政党大权独揽，它要求白人团结一致，但却为地主、商人和工业大亨们效力。黑人男女的人数占人口的1/10，面对的是南方白人的仇恨和北方的漠不关心。他们通过南北战争赢得了选举权，却只能在胁迫下行使这种权力，而1877年白人至高无上的权力恢复后，黑人选民的人数明显减少。到1889年，密西西比州率先钻法律的空子，绕过宪法修正案第15条，剥夺了黑人与白人共同选举的权力。并非所有黑人面对压迫逆来顺受，尽管白人对他们施行恐怖和阴谋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非洲裔美国人大会的情况。在会上，代表们嘲讽那些想将黑人送回非洲的“亚拉巴马、南加州、路易斯安那及其他南方各州”的白人居民。这次会议作出决议，"吁请尊敬的国会……既然这些州的白人公民感到不愉快，想要搬迁到其他更合适的州，以避开这里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洲裔美国人，那么可为他们拨款1亿美元，提供搬迁的费用。”
“”……”
19世纪最后10年中，每100个来美国的移民有37个又回了国，农村的贫困是主要原因。尽管如此，1889年移民涌入的速度还是增加了，而向西部迁移的速度同样令人瞠目结舌。1890年后，美国政府提供了比以前多三倍的土地，但都马上被分光了。1889年移入的50万人（他们主要是劳工）来自德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和波兰。他们按照这种顺序先后加入了较早来美国的占主要地位的英国新教徒和爱尔兰天主教徒后裔的行列。除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外，所有美国19世纪的总统，其家族追根溯源都在英国。管理美国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们，开始对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新浪潮感到担忧。当时，有近一千万人是在外国出生的，拥有800万教徒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成了美国最大的单一教会。350万美国人是卫理公会信徒，125万人是南方浸礼会教徒，79万人是长老会教徒。犹太教徒则刚刚开始多起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英国住了25年后回到美国，并在乘坐一辆由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照亮的有轨电车时注意到，这种说多种语言的大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他们来自异国他乡，初来乍到，但他们确实感到家庭的温暖……这种感觉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报告说，这些移民的孩子急于抛弃自己旧的国民性，准备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这即是“美国环境的教育和同化力量。”
“…………”“”这种评论不是毫无根据的。新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如此的强烈和嚣张，以致激怒了大英帝国的沙文主义者吉卜林。他对这些美国人的嚣张表示不满。他们有大吹大擂和虚张声势的习惯：“我生来是美国人—很早以前就是。”吉卜林认为，这是一种他们与这片土地只有脆弱联系的迹象。“生活在一个你必须解释你确实属于它的国家肯定是件别扭的事。”布赖斯的解释较为友好。他对民主不仅教会美国人如何利用自由和取得平等，而且教会他们博爱的情况感到震惊。那种认为公民有义务互相帮助的意识比旧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强烈，特别是比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有钱阶级要强烈。相对来说，美国没有阻止形成建功立业的阶级或等级的障碍，他对此很感兴趣。无论是当地出生的白人还是白人移民都是如此。苏格兰裔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从发报员起家的；金·坎普·吉列（KingCamp Gillette）出色地利用了卡内基的钢，他发明安全剃须刀时是位五金推销员；美国头号富翁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曾是证券经纪商行的职员；铁路大王詹姆斯·J·希尔（James J. Hill）最初是一名乡村商店的店员，而经营百货商店的天才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则当过男子服装店的售货员。1889年，伟大的电气工程师查尔斯·斯坦梅茨(Charles Steinmetz)还是位24岁的移民，由于害怕因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受到迫害而逃离了布雷斯劳(Breslau)。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当时15岁，是名勤杂工，参加夜校学习，想要建立一个收集废旧缝纫机的企业。
妇女在商业或政治上没有突出表现，但她们是社会改革勇敢和敏锐的开拓者，教育和宗教界的领导者。1889年，简·亚当斯(Jane Addams) 和埃伦·盖茨·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在芝加哥赫尔会堂(Hull Hall)设立了社会改良团体，丰富了贫苦移民妇女的生活，培育了一代社会工作者。1890年，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领导了一场呼吁为改善零售业女推销员工作条件的运动；1892年，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投身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虽然并未争取妇女选举权）。妇女只是不久前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她们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得参加联邦选举，只是在怀俄明州才可以参加州选举。在社会上，她们受到精心照顾和尊重；社会希望她们的行为符合大家闺秀的规矩，并认清自己的首要职责是操持家务。据《华盛顿邮报》报道，1889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两名刚结婚的女教师拒绝“按照惯例”辞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哥伦比亚特区教育委员会宣布，从今以后不允许结婚的女教师保留其职位，所有拒绝辞职的已婚女教师将被开除。《华盛顿邮报》比较谨慎，只是淡漠地表示已婚女教师固然有优点，但让男子供养妻子的习俗也有可取之处。在华盛顿，该教育委员会最终作了让步，《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记者内莉·布莱（Nellie Bly）继续进行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战斗，为了超过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80天环球旅游》（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一书中虚构的人物菲利亚斯·福格（Phileas Fogg）的业绩，于11月4日出发上路：她成功了。她坐火车和乘船，在72天6小时11分内完成了环球旅行。她是1889年400万工作妇女中的一员，当时的人口为二千三百万。人们不称那些担任秘书工作的女性为“秘书”。在雷明顿打字机流行后，人们称她们为打字员。同年，爱德华·博克緋(EdwardBok)刚过26岁，开始了他整整30年的杂志编辑职业生涯。《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杂志对所有妇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它变成了美国家庭烹调、园艺、护理、管理和时尚的经典。再也不会有与奥斯卡·王尔德磒(Oscar Wilde)讥讽的“铸铁炉子、机制家具和白色的墙”相似的丑陋的美国室内装饰了。但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无法容忍博克要求进行性教育的尝试，七万五千人退订了杂志，博克只好作罢。1889年的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显得模糊不清。在军事上，它的力量无足轻重，兵力仅有38,666人，而欧洲军队的人数为50万或更多。但美国当时已拥有最强大的工业力量，美国公民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上帝的宠儿。亨利
“”“”’“”·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指出的一个明显迹象让美国政坛糊涂了半个世纪：一方面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而另一方面却是心理上的孤立主义。沃尔特·惠特曼在其颇为自负的诗句中显得比其同代人成熟得多：
老人们的竞赛停止了吗？
大洋彼岸，
他们已老态龙钟，筋疲力尽，
该下课了吧？
永恒使命，
我辈承担。
安德鲁·卡内基也有些夸大其词，他在1886年写道，爆发的美国此时在文明世界的人口、财富、年度储蓄、国家信贷、不负债、农业和制造业上，都居领先地位。卡内基的自豪是可以理解的。1901年他将钢铁公司的股份出售给J.P.摩根银行时，他的公司所生产的钢比英国的总产量还要多。美国刚刚将英国挤掉，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魁首。作为世界工场的英国，自然对“美国化”十分敏感，正如1960年代中期，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acques Servan-Schreiber)抗议“美国的挑战”或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同样敏感一样。本世纪初一位英国评论家曾撰文控诉“美国入侵”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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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民早上被美国闹钟叫醒，从新英格兰床单上一跃而起，用纽约肥皂和‘杨基’安全剃须刀刮胡子。他穿上一双波士顿的靴子，里面是来自西卡罗来纳的袜子，系紧康涅狄格吊带，将沃特伯里手表放入口袋，然后坐下享用早餐……从早餐桌旁站起后，这位公民匆忙走出家门，赶一辆纽约制造的电车，前往谢泼德斯布什。在那里，他走进‘杨基’电梯，电梯沿着将美国人装的梯轨线把他送到办公室。毫无疑问，他办公室里的所有用具都是美国的。他坐在一张密执安卷盖式书桌前的内布拉斯加转椅上，用一台锡拉丘兹打字机写信，用一支纽约自来水笔在信上签名，用来自新英格兰的吸墨纸将其吸干。信函的副本被放在大急流城生产的档案袋中。”
‘’……‘’”尽管如此，正当美国进入第二个百年之初这一时刻，卡内基的推论并不正确，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如此。一是要将中国排除在外，它的人口众多，但国力不强，不过，世界上有1.16亿俄国人，而美国人只有6千2百万；英国的面积只相当于新墨西哥州的面积，但仍是主要的世界大国。英国日益受到直到1870年才统一起来的德国的挑战。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领土占地球表面的1/5以上，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帝国。1889年，温斯顿·丘吉尔在哈罗公学上二年级，与所有其他英国学童一样，他唱着：“统治吧，不列颠！不列颠统治海浪/不列颠永不，永不作奴隶。”出于充足的理由，英国皇家海军比另两个第二和第三大的舰队加在一起（俄国和法国）还要强大。海上航行的船只有1/3是英国的。通过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的每1000吨船运货物中，有700吨是英国货，95吨是德国货，只有两吨是美国货。金融家J.P.摩根试图购买英国跨大西洋运输大公司丘纳德公司（Cunard）时，英国政府插手干预，给予补贴。尽管这种做法是令人不快的，但宁可如此也不愿意看到英国失去对北大西洋的控制。英国人是世界的银行家，保险经纪人和商人，自然也是主要的投资人。英国的公司和个人在美国的矿山、土地和铁路中拥有大量的股份：美国和世界的外国投资中有3/4来自英国。这一事实在美国引起的沙文主义情绪，与美国的磆渗透在英国引起的恐惧同样衕强烈。
但是，如果说安德鲁·卡内基的夸张说法是1889年情况的先声的话，那么，美国人竭尽全力很快实现了他的豪言壮语。卡内基写道：“世界上那些老国家像蜗牛那样在爬行，而美国则像一列飞驰的列车隆隆前进。美国仅仅用一个世纪的时间，便已站到了世界各国的前列，用不了多久，它便会使所有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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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角度看，他的话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应验，范围之广甚至是他所无法想像的。协调急速膨胀的物质主义与美国最初的美德以及确定世界大国应有的责任，需要发挥美国全部的政治智慧。个人主义怎样才能在集中化的公司国家中存在下去呢？自由放任的哲学注定使弱者、穷人和少数群体面临厄运吗？政党会成为大财团的产物吗？自由社会对企业的限制应达到何种程度呢？如果面向拥挤不堪的群众的大门永远开放，美国作为一个一体化的社会能生存下去吗？除了赚钱外，美国人的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吗？或许，我们这些要跨越美国第三个百年的门槛的人，能像爱默生在第一个百年行将结束时所做的那样，看到那洒向四面八方的光芒。爱默生写道：“人类想要的不仅仅是贸易和政府，所有有益的、优美的艺术，所有的想像，崇高的理性，高尚的情操和虔诚的宗教，都将在我们的制度中找到它们的位置，体现于造福人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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